如何做好古籍深度整理出版

以王念孙《读书杂志》为例

汪少华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高度重视新时代古籍工作，做了切实的部署，体现了学界共识和国家意志。在“提升古籍工作质量”中强调“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何为“深度整理”？AI回答：“其核心特征是‘深度’，围绕古籍的文本、背景、价值做全方位的考订、阐释与拓展，最终的出版成果也并非单一的点校本，常以校注本、笺证本、汇校本、集解本等形式呈现。”虽未必精准，但不外乎“对古籍进行多维度、精细化、系统性的整理”。

五年前，笔者曾以俞樾《茶香室丛钞》为例，撰写《古籍再点校应遵循的标准》（《中国经学》第27辑）、《古籍再点校应遵循的标准续论》（《三峡论坛》2020年第5期）。所谓“再点校”，是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已有古籍点校本的再次（重新）点校。目的是对已有点校本在标点、校勘两方面存在的错误与缺漏进行订正弥补，所谓“后出转精”。两篇长文从甄别采纳已有校勘成果、纠正底本错讹、补出底本缺漏、改正排印错讹、完善引号、改正断句错误等六个方面，剖析具体实例，探讨再点校应达到的标准。这两篇论文，应该也属于探讨“深度整理”之列。

《茶香室丛钞》（全4册），汪少华、颜春峰整理

点校，一般认为是当代通常采用的古籍整理形式，也是古籍整理诸种形式中最基本、最切合实用的一种整理形式。目前看来，古籍整理中数量最多的仍是点校本，而重要的古籍几乎都有点校本。从“深度整理”来衡量，似乎都尚有程度不同的距离。

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深度整理”，对初次点校本与后出整理本各有怎样的要求？恰巧近日收到王华宝教授《读书杂志》整理本，阅览之余，颇有启发。这部新整理本的实践，或许能给读者提供较为清晰的认识。

作为清代考据学重要代表性成果之一，王念孙《读书杂志》的点校一向受到重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推出“清代学术名著丛刊”之《读书杂志》校点本，2017年列入“高邮二王著作集”再版（以下简称“上古版”）；凤凰出版社2021年出版“子海精华编”之《读书杂志》点校本（以下简称“凤凰版”）；凤凰出版社2025年又出版《江苏文库·精华编》之王华宝整理本（以下简称“新整理本”）。将新整理本与上古版、凤凰版做比较，可见后二种点校本在校勘、标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可见新整理本在结合现代学术规范与传统考据方法在提升文本的可读性与学术价值方面的成效。

《读书杂志》（凤凰出版社《江苏文库·精华编》本，2025年）

一、 古籍深度整理必然建立在研究基础之上

首先，深度整理必然要求对整理对象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古籍深度整理的前提应当是研究基础。要求对整理对象的写作过程、版本传承等有较深入的研究，选出善本作为整理的底本。胡适曾在《校勘学方法论》一文中指出：“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选准底本，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可以省掉许多麻烦。

上古版先出，《整理说明》交代“兹取家刻本为底本，参取各本优点，以阅读参考为要旨，不作繁细校记”（第8页），可知所用底本为“家刻本”。凤凰版亦用家刻本，但用的是影印本，《整理说明》交代“以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的道光家刻本为底本，以续修本、《万有文库》本、同治本为参校之本”（第8页）。

王华宝教授的新整理本，从其长达13000字的《前言》可见，对王念孙有长期研究的积累。他曾担任薛正兴先生著《王念孙王引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评审人和责任编辑，撰写过有关研究论文，并系统梳理王念孙《读书杂志》的写作经过和版本传承。就“家刻本”而言，自嘉庆十七年（1812）至道光十二年（1832）刊刻齐全，含《馀编》总计八十四卷，二十四册四函，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框17cm×12.7cm，通称道光十二年本，也称家刻本，成为后世各本之祖本。《前言》指出家刻本既有前、后期刷印之别，又有影印本的暗改混杂其中，在当今的呈现是多样化的。家刻本的写刻总体较精，早期刷印本文字较为清晰，如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高邮王氏四种”之《读书杂志》，流传较广，但有一些描改；后期刷印本则有断烂漫漶处，如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续修四库全书》之《读书杂志》，据后期刷印本影印，修正了早期刷印本的一些讹误，又新生了少量讹误。

《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17年）

《读书杂志》有部分稿本存世，应当取以校勘。张锦少教授《王念孙稿抄校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指出“校勘古籍是王氏治学的基础，且贯彻始终，而笔者发现的十二种古籍批校本就是二王校治相关古籍的底本”（第35页），其《王念孙古籍校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更对《读书杂志》所涉及的《吕氏春秋》《管子》《韩非子》校本有系统深入的研讨，如有344条校改、校语不见于《读管子杂志》（第231页）。因此，《读书杂志》的稿本、王念孙古籍校本系统研究的成果，均有助于整理之深入，以见学术之演进，订刻本之不足。

兹举一例，《汉书》“来崪”条：标题“崪”，正文作“㱖”（上古版第 755页）。按：“崪”与“㱖”两不相应，而刻本已如此。“崪”为“崒”异体字，危高义，“㱖”有止义，据文义则作“㱖”为是。凤凰版（第649页）出校，据同治本改为“㱖”。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读书杂志》稿本作“㱖”，则属稿本原不误、家刻本有误，同治本已改。新整理本（第598页）出校：“㱖，底本作‘崪’，据正文、同治本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作‘㱖’，可知底本误刻。”说明了校改理据及讹误之由。

其次，对整理对象的研究状况有较深入的研究，广泛吸收已有学术成果。

《读书杂志》“大醇”之中亦难免“小疵”。张其昀教授《〈读书杂志〉研究》赘篇《〈读书杂志〉指瑕》从“引述或与原书不符”“记书证出处或过于简略”“有些说法不正确”三个方面举例十多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35—944页），较为系统地指出《读书杂志》的一些不足，洵为可贵。前辈时贤或有商补之作，王华宝教授做了系统梳理，《前言》指出：“俞樾《诸子平议》有一百多条，于鬯《香草续校书》有五七条，裴学海《评高邮王氏四种》有近二三〇条，徐仁甫《诸子辨正》有十多条，徐复《后读书杂志》等有近十条，刘如瑛《诸子笺校商补》有二五条，王云路《词汇训诂论稿》收录《〈读书杂志〉失误举例与分析》等文有六十多条，管锡华《汉语古籍校勘学》下篇《专论》之《〈读书杂志〉指瑕录》有近十条，吴铭《孚甲集——吴铭训诂札记》收录《读王念孙〈史记杂志〉札记》《读王念孙〈汉书杂志〉札记》等文有数十条，另有胡怀琛《朴学斋丛书》之《王念孙〈读书杂志〉正误》、陶鸿庆《读诸子札记》、高亨《诸子新笺》、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王叔岷《诸子斠证》、萧旭《群书校补》等专著，程泱《王念孙〈读书杂志〉研究》等博士学位论文，刘精盛《王念孙〈读书杂志·逸周书〉校雠补正》等不少单篇论文，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姚永概《慎宜轩文集》卷一《书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后》、刘文典《三馀札记》等散见的评论。至于各专书研究，近代以来成果丰硕，如《淮南子》即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何宁《淮南子集释》、于省吾《双剑誃淮南子新证》、王叔岷《淮南子斠证》、张双棣《淮南子校释》、萧旭《淮南子校补》等，于王氏未善之处有所商榷、未尽之处有所补苴，宜加参读。”新整理本广加采择，间下己意，加之底本、引文、观点、避讳等讨论，校勘记达600余条之多。

第三，对整理对象所涉古籍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并具有很强的古籍整理能力。

《读书杂志》校读的史部书有《逸周书》4卷、《战国策》3卷、《史记》6卷、《汉书》16卷，子部书有《管子》12卷、《晏子春秋》2卷、《墨子》6卷、《荀子》8卷《补遗》1卷、《淮南子内篇》22卷《补》1卷，还有《汉隶拾遗》1卷。《读书杂志馀编》2卷，上卷为《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下卷为《楚辞》和《文选》。总体情况为：“全书凡八十四卷，五千零八十五条。”王华宝教授对其中的古籍多有关注，且有不少相关的成果：出版《史记》校勘与训诂研究专著《〈史记〉金陵书局本与点校本校勘研究》（凤凰出版社2019年）、《〈太史公书〉异文整理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25年），担任《汉书今注》副主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有《战国策》选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有3万余字的《四史学》专论（卞孝萱等主编《新国学三十讲》，凤凰出版社2011版），参加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工作，与汪少华共同主编32册近千万字的《俞樾全集》（凤凰出版社2020—2021年）并点校《诸子平议》。从他的论文集《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来看，内容涉及前四史、《晋书》、《水经注》、汉赋、《文选》等。周勋初先生作《序》，称赞他在古籍领域“已经取得可观的成绩”，“他是沿着规范的治学道路不断攀登，且不断取得成绩的一代新人”。当然，这也与他从事古籍专业编辑工作20多年，“跟学术界的接触日益广泛，学术理念与研究能力也与时俱进”（导师吴金华先生《序》）有一定的关系。他曾策划、参与众多古籍整理重大项目，当前仍参与中华书局原总编、山东大学教授徐俊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活跃在古籍整理出版实践与研究的第一线。

二、版本校勘更为精细

全书600余条校勘记，一是对底本的研讨更为深入，补正部分底本问题。

有订正底本之误者。如《淮南内篇》弟八“夏槁”条：“毛传曰：‘宛，死號。’”新整理本出校：宛死號，文义不顺，检毛传，作“宛死貌”，可标点为“宛，死貌”。宛，萎死貌，形容人瘦瘠而死。（第1706页）此处“號”系“貌”之误，属底本之误，上古版、凤凰版均未校出。

程毅中先生《古籍校勘释例》第十五条：“明清人传刻古书避当朝名讳而改，或引用古书而避当朝名讳者，应据古本及原书回改。”但在操作中难以周全。如《管子》弟五“云下”条：“说见《淮南·兵略篇》‘元逐’下。”按：《淮南子·兵略》原文：“善者之动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玄逐”为《读淮南杂志》校此句之条目。底本《读管子杂志》下王念孙按语为“云逐”，避清康熙帝玄烨讳；《读淮南杂志》原文为“玄逐”，又未避讳，前后不一致。前者上古版第1149页、凤凰版第991页同底本作“云逐”，后者上古版第2314页、凤凰版第1988页同底本作“玄逐”，均未统一。新整理本将《读管子杂志》下“云逐”回改为“玄逐”（第916页），做了统一处理。

二是底本处理更为细致，减少排印错误。《管子》弟五“犹轴转斛”条：“‘鲋’字右畔之‘付’，与隶书‘斗’字作‘升’者相似，故误为‘斗’。”其中的“升”，上古版第1148页、凤凰版第990页均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451页亦作“升”。按：据《汉白石神君碑》“粟

五钱”、《汉石门颂》“上顺

极”，“

”即“斗”字。“斗”之隶书作“

”、不作“升”，“升”为“

”之形讹无疑。刻本形讹，点校本沿讹未改。新整理本第915页改正为“

”。

程毅中先生《古籍校勘释例》第十三条：“显著的版刻错误，根据上下文可以断定是非者，如‘己’‘已’‘巳’的混同之类，不论有无版本依据，可以径改而不出校。”“断定是非”也是新整理本后出转精的表现。如上古版《荀子》弟七“已所臧”条：“不以已所臧（古‘藏’字）害所将受，谓之虚”。卢云：“‘已所臧’，元刻作‘所已臧’。”（第1858页）按：标题及正文6处“已”，凤凰版（第1596页）均作“己”。据王念孙认为“‘所已臧’与‘所将受’对文”，则当理解为“已”，凤凰版非是。新整理本第1495页作“已”，与上古版一致。

另一处《管子》弟七“祥其神矣”条，凤凰版（第1035页）：“士伯怒，谓韩简子曰：‘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且己无辞而抑我，以神诬我也。’”上古版（第1201页）作“已”，又不一致。按：此为引《左传·定公元年》文，依《左传》原文及文意当为“己”。 新整理本第956页作“己”，与凤凰版一致。

三、改正破句

《荀子》弟一“渠渠然”条：“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太仓陈氏硕甫曰：“渠渠，犹瞿瞿。《齐风》传云：‘瞿瞿，无守之貌。’杨注‘渠’读为‘遽’，‘不宽泰之貌’，失之。”（上古版第1651页）按：此有二处错误：一是“其义”当属上句。《荀子•修身》：“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志，识、知。二是“杨注”后标点不当，以致杨注与陈说不清晰。标点当改为：太仓陈氏硕甫曰：“渠渠，犹瞿瞿。《齐风》传云：‘瞿瞿，无守之貌。’杨注：‘渠，读为遽，不宽泰之貌。’失之。”凤凰版（第1420页）“其义”亦误属下。

《管子》“遗苞”条：《谷梁传·隐五年》“苞人民殴牛马曰侵苞”即“俘”字。（上古版第1093页）按：《谷梁传》原文“苞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释经文“宋人伐郑，围长葛”语，无“侵苞”之说。王氏上文云“凡从包从孚之字，古声相通，故字亦相通”，引《谷梁》即证其中“苞”与“俘”通假，“‘苞’即‘俘’字”四字为叙述语。

《逸周书》弟一“不宾祭”条：孔注亦当作“不祭，杀礼”。《周官》荒政有“眚礼”，即孔所云“杀礼”也。（新整理本第11页） 按：“《周官》荒政有‘眚礼’”，引用的是《周礼•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七曰眚礼……。”凤凰版标点为：《周官》“荒政有眚礼”（第12页），“荒政有眚礼”非《周官》原文；上古版作“《周官·荒政》有‘眚礼’”（第14页），将“荒政”作为篇名，亦非。只有对古籍原文与概括语的准确理解，才能处理好这一类层次较复杂文字的标点。

《晏子春秋》弟一“岁事……不豫”条：“公市不豫。”引之曰：豫，犹诳也，说见《荀子》“豫贾”下。（新整理本1095—1096页）按：《荀子•儒效》“豫贾”，王引之亦释作：“豫，犹诳也。”故提示参见彼处。“豫贾”是条目名。上古版（第1373页）标点为《荀子•豫贾下》、凤凰版（第1180页）标点为《荀子•豫贾》下，则误作《荀子》篇名。

四、引文文字与标点更为完善

点校本最常见的问题易出现在语词、专名与引文等方面。

引文与叙述语往往不易区分。如《汉书》弟十一“蛮荆”条：段氏若膺《诗经小学》曰：“《汉书·韦玄成传》引《诗》‘荆蛮来威’，案，毛云：‘荆州之蛮也。’然则《毛诗》固作‘荆蛮’，传写误倒之也。”（凤凰版第728—729页、上古版第847页）按：上古版、凤凰版均认为《诗经小学》引文止于此。而将此后“《晋语》叔向曰”至“《文选•王仲宣诔》‘远窜荆蛮’注引《诗》‘蠢尔荆蛮’，亦误倒”134字当作《读书杂志》叙述语，段冠王戴。新整理本第671—672页改正。又如《史记》弟六“巴蜀”条：又《货殖传》“巴蜀寡妇清”，“蜀”字亦因下文“巴蜀”而衍。《索隐》曰：“《汉书》作‘巴寡妇清’。巴，寡妇之邑；清，其名也。”（新整理本第320页）按：“巴，寡妇之邑”是唐司马贞《索隐》的解释。凤凰版误作《汉书》语，置于引号内（第343页），非是。

《汉书》弟四“永至”条：念孙案：“永至”二字，于义无取，《汉纪》作“礼至”，是也。上言“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嘉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庙门，奏《礼至》”，谓皇帝以礼至于庙中，故下文云“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凤凰版第478—479页）按：“采荠”“肆夏”，出自《周礼•春官•乐师》：“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据郑玄注引郑司农的解释：“《肆夏》《采荠》皆乐名，或曰皆逸诗。”无论乐章名还是诗篇名，都应如新整理本第443页、上古版第557页标书名号。凤凰版未标，影响文意理解。

书名和篇名的区分也是古籍整理中容易忽视的。如上古版第2044页“《五行大义论•支榦名篇》”、第2115页“《五行大义论•人配五行篇》”，把“《五行大义论》”当作书名。至第2045页出现“《五行大义•论律吕篇》《论支榦名篇》”，则“论”只能属篇名。隋萧吉撰《五行大义》五卷，篇名几乎都是“论”开头。

总而言之，古籍深度整理出版，不仅是个体文献的精加工，更是新时代学术脉络的再梳理与知识体系的重构过程；深度整理，不仅需要相当深厚的学养，而且更需要认真细致的工匠精神。王华宝教授《读书杂志》整理本，为读者贡献了一个相当成功的范例。

本文原载2026年4曰6日、5月11日《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