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戴笠知道自己以副局长身份掌控的军统局已经有尾大不掉之嫌，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三条：其一，他直接辞职“出国考察”，将军统交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任由政敌宰割，或改名或裁员；其二，他带着直属军统局，或者说直属他本人的“交警总队”转行当海军，他任海军总司令，唐生明任海军参谋长，沈醉任副官长；其三，与何应钦、胡宗南等人达成默契结成同盟，以对抗陈立夫、陈果夫和陈诚，让军统局苟延残喘。

戴笠坠机时任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在《戴笠其人》中回忆：“戴笠急于飞南京去见何应钦，表面上是汇报关于肃奸及遣送日侨俘两项工作情况，但骨子里却是为了拖延蒋介石来电促返，避开居于被宰割的八人会议。他想的是出国一游，希望得到何应钦的支持。”

沈醉为了证明自己“恨戴”，把戴笠最后的行程写成了要去私会胡蝶，而且目的地是上海：“（1946年3月）17日上午9时，毛人凤接到戴笠从天津打来的电报，说他乘一架C-47型222号专机去上海，两天后再飞重庆。当时，戴笠的情妇胡蝶，正在上海准备与丈夫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然后正式与戴笠结婚。”

戴笠一生阅女无数，而且胡蝶已成他的囊中之物，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根本就不会那么“不务正业”去搞什么离婚结婚——戴笠不是好人，但也是一个野心勃勃心狠手辣杀伐果断的枭雄，才不会在军统生死存亡、自己朝不保夕的关键时刻那么猴急地去见胡蝶。

戴笠最后一段航程轨迹，被紧急替换下来的专机飞行员赵新在《戴笠摔死真相》（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7年第四期）中记录得很清晰：“3月17日上午9时，接天津机场飞报：‘222号9时起飞，由津飞宁（南京简称宁）。’我随即登记下来报告队长。上午10时，接222号飞报：‘有要事，准备在青岛着陆。’半小时后，222号飞报：‘时间太急，青岛不去了，直飞南京。’12时5分，222号飞报：‘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能见度极差，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速告明故宫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下降。如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上海、济南天气也不好。222号只好在南京作穿云下降。下午1时6分，222号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222号的信号了。”

戴笠坠机的1946年3月17日，老蒋还没有“还都南京（多数史料说蒋5月4日降落南京明故宫机场）”，他召开的那个改组或裁撤军统的“端锅大会”是要在重庆召开的，老蒋给戴笠发的促返电报是让他赶紧回重庆，毛人凤转发电报的同时还特别注明：“重庆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戴笠被那一份电报吓得六神无主，只好让文强代拟复电：“重庆，以炎兄（毛人凤代号以炎）亲译。校座（对蒋敬称）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重庆简称），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唯命是从。讵料煮豆燃萁，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这份电报由文强发给毛人凤转呈老蒋，可是知道戴笠坠机也没送到老蒋案头，而是被毛人凤扣留下来准备“修改”，文强去重庆参加戴笠追悼会才听到了毛人凤的解释：“那封电稿原来是老兄代笔的！我与其武（潘其武，后任保密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嫡系）研究过，认为电报里有‘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两句话，将会引起福祸莫测，因而建议删去。谁料到老板还未见到我们的建议就去世了。可以想见，他是抱恨终天的了！”

毛人凤的胆子肥到敢扣下戴笠的电报，这是十分反常的，而且戴笠活着的时候，军统局主任秘书是郑介民，毛人凤只是“代理主任秘书”，有人以为戴笠是正局长，郑介民和唐纵、毛人凤是副局长，那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戴笠一直是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军统局工作，戴笠死后，郑介民直接升任正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军统改为保密局，郑介民是首任正局长，毛人凤是从副局长晋升为保密局第二任正局长的。

且不管毛人凤扣留戴笠电报不转给老蒋是小心好意还是另有隐情，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戴笠除了跟何应钦结盟或寻求其庇护之外的另外两条路，也就是当海军总司令和“出国避祸”，这两条是如何被老蒋堵死的。

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中复述了戴笠对他的许诺：“你快不要三心二意了，总务工作你已经熟悉了，你不干怎么行？再说现在美国人支持我们建设海军，成立海军总司令部，让我兼任总司令。我早想好了，让唐生明任参谋长，你给我兼任副官长，怎么样？”

文强在《戴笠其人》中也证实了沈醉的说法：戴笠不但跟美国海军上将柯克如胶似漆，还把海军陆战队司令都选好了，那就是当过“中美合作所”参谋长及东南办事处主任兼广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李崇诗。

戴笠懂不懂海军暂且不论，有陈诚、陈立夫、陈果夫等人拦着，戴笠想当海军总司令也只能是想想而已，老蒋就是再糊涂，也不会把那么大一顶官帽扣在戴笠脑袋上。

老蒋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混过，所以算得上所有“保定系”的“大师兄”，三大战役期间，各地“行辕”、“剿总”的一把手基本都是保定系，张治中、傅作义、陶峙岳、白崇禧、陈诚、熊式辉、顾祝同、刘峙、薛岳、、罗卓英、马法五、周至柔等人，跟老蒋基本都算“同门师兄弟”，戴笠只是黄埔六期生，连当军统局正局长的资格都没有，就更别提当“海军上将总司令”了。

老蒋把空军总司令一职给了保定八期的周至柔，把海军总司令官帽给了黄埔一期的桂永清，根本就没往戴笠身上想——桂永清一直搞军队“教导”，带的基本都是“高科技部队”，而且没有形成陈诚土木系那样的军中派系，而戴笠把“交警总队”变成海军，那么海军就像军统一样，还是姓戴，那是老蒋坚决不能允许的。

至于跟何应钦“搭伴”，那条路不但走不通，而且十分危险，因为老蒋对何应钦原本就是十分忌惮甚至防范的，在西安事变时，何应钦就曾力主向西安发起攻击，老蒋认定老何就是想借刀杀人，然后自己上位——何应钦通电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还要派飞机轰炸西安，那就是希望把老蒋一同炸死了。

何应钦跟老蒋貌合神离，戴笠被老蒋和三陈（陈诚、陈立夫、陈果夫）逼得走投无路，病急乱投医想依附何应钦，这可以说是犯了一个老蒋决不能容忍的致命错误：如果戴笠老老实实参加“端锅大会”，打赢裁撤军统局并把大部分实权交出去，老蒋或许还会给他留条活路和不会对老蒋权位构成威胁的肥而闲的职务，让他两袖金风过完下半辈子。

戴笠当了那么多年特务，对老蒋的脾气秉性和帝王心术还是了解不够——老蒋想要的是绝对服从的下属，而不是有想法有主意且可能自作主张的实权派，戴笠在被老蒋的其他嫡系挤压生存空间的时候想“另谋生路”，已经犯了老蒋大忌，老蒋在让毛人凤转发会议通知电报时，在参会人员名单上已经表示了不满：“大意是命令戴立即返渝参加研究怎么对付三大会议的决策，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共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宣李等五人）列名在他前面，这是谁也难以忍受的事情，未免使戴笠感到面子上难堪。”

决定军统未来的重要会议，老蒋却招来一些“不相干”的甚至跟戴笠有仇的人员参会，而且排名在戴笠之前，难怪毛人凤提醒戴笠有人要端军统的锅，戴笠吓得六神无主，也就是正常反应了。

尽管戴笠跟文强密商了三条退路，最后还是没能活着回到重庆参会，有人说是“航空委员会”的某位女士或抗战期间贪得太多的权贵在飞机上动了手脚，但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主要嫌疑人是谁，这也给读者诸君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时削弱军统已经成为各方共识，戴笠应该如何应对，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帽和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