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研究总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因此我想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谈一下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周遭的世界或未来的世界。

首先从空间维度来说，历史学家的视野总是在不断扩大，从地方到国家，从国家到全球，现在又延伸至宇宙，比如说十年前盛行的“大历史”（big history）以及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但我们不能说，历史学家视野的扩大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事。其实在古代，不论是中国的史学之父司马迁还是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们都具有极其开阔的视野。司马迁的《史记》在空间上已经抵达遥远的中亚，希罗多德的《历史》在空间上则涵盖整个地中海世界。不仅如此，两位历史学家都表现出对异族文化的包容和理解。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但强调“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而且为长期与中原敌对的匈奴立传。希罗多德在《历史》的开篇也说，他要呈现并探究“希腊人和野蛮人所做出的那些伟大的、值得惊叹的功绩”。

此后，一直到18世纪，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历史学家看待世界的视野依然开阔，各种形式的普遍史或世界史不绝如缕。比如，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博絮埃的《论普遍史》、伏尔泰的《风俗论》等。在某种意义上，普世主义宗教、帝国的统治形式、朴素的世界主义都成为视野宏大的历史著作产生的原因。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也就是西方现代史学诞生之际，历史学家的视野却变得狭隘起来。

我们知道，现代史学诞生的时代也正是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历史学自然而然地成为论证现代民族国家合理性的最重要的知识形式。当时的历史学家，视野主要聚焦在民族国家之上，他们为了书写一部连贯的民族国家历史，往往将自己民族的起源尽可能地追溯到历史的最早时期，更不惜将自己民族的历史“神话化”。历史学家甚至会因为国家之间的对立，而放弃多年的学术交往与合作，形同陌路。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因为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为德国入侵比利时辩护，而与这位有着长达25年友谊的好友决裂。战争结束后，皮雷纳仍然反对邀请德国历史学家出席1923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历史学中的这种民族主义让历史学家不再倾向于去撰写视野宏大的历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史的出现，打破了历史书写的民族主义框架。2003年，全球史的奠基者之一杰里·本特利在《世界史与宏大叙事》一文中提出，自兰克以来，西方史学过于关注文化差异、排他性认同、地方知识和民族国家经验，其历史叙事展现的只是彼此没有关联的历史过程，现在需要以跨文化互动作为全球化时代新的宏大叙事。

2010 年，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普遍史的回归》一文中宣称，西方存在已久的普遍史传统将以“大历史”的形式回归，而大历史就是将人类历史置于宇宙演化的时空框架内，探讨人类与自然乃至地球的共生关系。克里斯蒂安特别强调，只有从普遍史的宏观视角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性。

2014年，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一书中，号召历史学家不应沉迷于细微琐碎的史学考证，或在细枝末节的历史表象上驻足不前，而是放开视野关注更为宏大的问题。2018 年，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在《文明的危机：对全球史与星球史的探索》一书中，提出“星球史”这一概念，用来指称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自然环境，乃至地球内部深层结构共同构成的历史。查克拉巴蒂认为，只有在星球史的框架里，才能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气候变化等严峻问题。

历史学家看待世界的视野再次变得开阔起来。历史学家认为只有超越民族国家的空间结构，才能真正去思考关乎整个人类、关乎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这颗蓝色星球的命运。应当看到，大历史和星球史的空间与全球史或者之前各种形式的普遍史的空间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的空间是以人类的活动为中心，而大历史和星球史的空间则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或者说是去人类中心主义的。

历史学家又是如何从时间的维度看待这个世界的呢？时间可以分为过去、当下和未来三个层次，相应地，历史学家从时间维度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可以分为三种，即以过去为导向的世界观、以未来为导向的世界观和以当下为导向的世界观。

以过去为导向的世界观是历史学家最为依赖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因为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研究历史是为了从过去获得足够的经验，用于指导当下以及未来的生活。西塞罗的名言“历史乃生活之师”，司马迁所谓“述往事，思来者”都是表达的这个意思。不过，这种世界观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过于看重过去的经验，认为过去的价值大于当下和未来。这就使得人们不再求新图变，甚至患上尼采所谓的“历史病”。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反而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负。

这种以过去为导向的世界观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被逐渐打破。历史学家开始将目光投向未来，憧憬一个更加美好和进步的新世界。历史学家不再缅怀过去，不再对过去抱有一种怀旧的忧郁，他们批判和遗忘过去，对未来进行各种擘画和构想。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世界观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开始步入现代社会。

以未来为导向的世界观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这种乐观的进步主义在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逐渐遭到质疑。人们开始反思理性主义、进步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弊端，同时开始解构一切宏大叙事，甚至对未来持悲观或怀疑态度。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一预示着冷战即将结束的事件被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视作“当下主义”的开端。所谓“当下主义”，是指时间被极度压缩于当下的状态，人们对过去和未来都不再感兴趣，只关注当下和即刻的价值。当下主义显然是一种以当下为导向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里，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一个急速膨胀的当下。

在以当下为导向的世界观中，历史学家既失去了面向未来的热情，也失去了宏观综合的能力。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分析了这一时期历史学的特点，指出：“历史学不应再描述演变，因为演变是生物学的概念，也不应再探索进步，因为进步是伦理概念。历史学应当分析多种变化，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

在当今世界，秉持上述三种世界观的历史学家大有人在。虽然这三种世界观都各有利弊，但是以过去为导向的世界观与以当下为导向的世界观都否认世界或历史的发展变化。只有重塑以未来为导向的世界观，让世界重新向未来开放，世界才会获得发展变化的潜能，人类在面对未来时也才能再次获得确定感，为当下的种种危机找到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新的以未来为导向的世界观必须摒弃其旧有形式的单一目的论，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多种选择与可能。

世界不会终结于过去的某种模式，也不会悬置在当下停滞不前，世界只会朝向未来持续发展。在当今这个前所未有之变革时代，历史学家需要在空间上拓展自己的视野，这个视野要超越人类的世界，将人类、自然、地球甚至宇宙融合在一起。同时，历史学家也需要在时间上重塑面向未来的世界观，重新让这个在空间上变得更为广阔的世界获得前进的动力。

当前，人类正面临着全新的时间和空间体验。历史学家需要将这种新的时间和空间经验整合起来，重塑一种新的关于世界的本体论。只有这样，历史学家才能看清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在解决时代命题的过程中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7月21日参加“万川·问学——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二期‘万川学术’上线发布会”的主题演讲。文字经作者审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