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时监控画面。 央广网发

制图：易福红(豆包AI生成)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最终在相关部门协调下支付了1.9万元，引发网友热议。

经当地官方核查，涉事店主全程无过错，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无责行善却被动赔付担损的处置结果，引发舆论对基层调解尺度、公权力介入边界的广泛争议。

据红星新闻报道，8月24日上午，店主李先生表示：“已经处理好了。”此外，李先生儿子的社交平台上已删除之前发布的视频，并发文称：“也许昨天需要一个答案，但是今天已经不需要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记者注意到，店主儿子曾发布的视频显示，8月17日12时55分许，一名老人进入一家茶馆，在门口凳子上休息，很快晕倒，一名女士去扶，随后两人一起倒在地上，后在其他人帮助下把老人移至店门口。刚开始，女士一直扶着老人坐在地上，后又将老人平躺在地上，直到救护车到达将老人送上救护车。

事发当日监控显示，老人因身体不适主动进入涉事商户休憩，并非店内消费顾客，突发身体异常后，店主主动上前搀扶、妥善安置。

发现老人病情危急后，店主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配合急救工作。经医院抢救无效，老人因自身基础性疾病急性发作不幸离世，经官方核查确认，老人离世与店主搀扶、施救行为无任何因果关联。

事件发生后，老人家属向店主提出10万元赔偿诉求，并声称要把老人遗体放在该商户门口。后经过两次官方调解，店主最初出于人道主义愿给两三千元，未获家属认可。最终，为避免纠纷持续升级，店主在当地多个部门调解框架下支付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款，双方签订调解协议。

事后官方明确认定，涉事店主无任何过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追问

无责赔付的“人道主义补偿”，是否具备法理正当性？

本次调解的核心依据为“人道主义补偿”，湖南高新律师事务所主任、长沙市法学法律专家库“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欧阳侨认为：“本事件中的无责赔付‘人道主义补偿’，不具备法理正当性，1.9万元的给付也没有法律依据。”

从法理上说，商户没有任何侵权过错，实施的是救助行为。本案也不适用民法典第184条的“好人条款”，因为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救助行为本身造成受助人伤害的情形。而本案老人死亡源于自身疾病，商户的救助行为没有制造任何损害结果。

人道主义补偿本身，法律并不禁止。欧阳侨认为，一个人出于同情，自愿拿出钱财安抚遭遇不幸的家庭，法律尊重这种善意，但它绝对不能演变成对无过错方的一种变相“义务”。

基层部门将当事人的自愿善意，转化为调解框架下的刚性支出，名义为人道主义帮扶，实质是变相转嫁意外事件风险，突破了民事责任法定原则。欧阳侨认为，该协议虽为双方自愿签署，但基于公权力介入施压、法律适用偏差达成，存在明显的法理瑕疵。

法理权责清晰，为何未判先调、无责先赔？

依据民事纠纷法定处置流程，涉及人身伤亡的敏感纠纷，通常需遵循“固定证据、核查事实、界定因果、划分权责、依法调解”的递进逻辑，权责未定不得启动实质性赔付调解，这是基层纠纷处置的基本准则。

“此次事件中，在权责清晰的情况下，‘和稀泥式调解’显然是不合理的。”欧阳侨认为，调解制度设立的初衷很好，柔性化解民间矛盾，减少诉讼负担。从程序形式来讲，人民调解是合法制度，在矛盾多元化解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签字调解协议具备法律效力。但调解有一条不能突破的底线，即事实清楚、权责分明的纠纷，调解必须先明是非，再谈情理，不能跳过责任评判，直接谈出钱息事。

社会各界慰问，能否真正抚平事件背后的治理裂痕？

8月24日下午，在当地政府的陪同下，衡阳一家当地企业专程来到祁东县洪桥街道，走访慰问涉事店主一家，为他们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慰问中，企业负责人对店主的善举表示敬意，并说：“我们送慰问金，就是不希望你们一家受到经济上的损失，就是要扬善崇德，弘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风气。”

当地企业向涉事店主送上慰问金及物资，以慰藉善意、弥补当事人经济损失，企业传递社会温暖、肯定善意行为的初衷值得认可。但从事件处置闭环与公共价值导向来看，此次在政府陪同下的慰问，时机与定位是否存在明显偏差？

本次事件的公共争议核心，并非店主个人经济受损，而是基层调解处置不规范、是非边界模糊、善意行为被不当问责的治理问题。在官方尚未复盘处置流程、纠正调解偏差、完成权威正名的前提下，仓促开展社会慰问，容易弱化事件本身的治理漏洞与法治争议。

从社会导向层面，过早的商业与社会帮扶，容易掩盖基层调解的处置瑕疵，让公众形成“行善吃亏、社会兜底、问题翻篇”的认知，变相默认“无错赔付”的合理性，无法从根源上纠正不当处置带来的负面示范，难以修复受损的社会善意生态。

如何终结“和稀泥式调解”，守住法治与善意底线？

衡阳店主扶人赔付事件，是基层纠纷“重维稳、轻法治”处置模式的典型缩影，暴露了基层民事调解流程不规范、权责界定不清晰、善意保护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我认为此案件不能简单把板子打在调解员个人身上，这不是个别调解员个人水平问题，而是一整套解纷机制缺少‘刹车装置’。”欧阳侨谈道，要减少此类事件发生，不能仅仅靠呼吁调解员提升法治观念，还需要从制度层面补短板。

首先，应给调解设置“是非前置”的硬性工作流程，对权责清晰案件建立“终止调解”退出机制。其次，要依法处置闹事行为，不能把维稳压力转嫁给守法公民，这是本案最关键的痛点。家属失去亲人值得共情，但悲痛不能成为实施滋扰、施压的理由。面对扬言堵门、干扰经营的行为，公安要第一时间介入处置，消除现实威胁。对寻衅滋事、扰乱经营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作出治安处罚；情节严重、反复缠闹施压的，坚决依法追责，彻底破除“闹大就有理、闹事能拿钱”的错误逻辑。

再次，强化调解员专业赋能、重塑基层治理考核导向。优化纠纷处置考核体系，摒弃单一“矛盾清零”的功利指标，将坚守法治底线、甄别权责边界、守护社会善意、弘扬公序良俗纳入核心考核维度，从制度上倒逼基层部门依规履职，杜绝懒政式“和稀泥调解”。

基层治理的核心价值，在于捍卫公平正义、守护社会善意、引领公序良俗。一场是非清晰的善意救助事件，不应因不当调解沦为“行善寒心”的负面样本。

整合：易福红

来源：央广网 红星新闻 大河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