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孔思宇（Uluğ Kuzuoğlu）副教授与三位中国学者讨论其近著《现代性的编码：中国文字与全球信息时代》（Codes of Modernity: Chinese s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本文为评论文章之二。

一

1923年初，《国语月刊》刊出“汉字改革号”特刊。这期专号，是第一次大规模地集中公开主张彻底废除汉字、代以拼音文字（注音字母或罗马字），钱玄同更写有《汉字革命》一文，将这面大旗高高举起。对这一词组的基本理解方式，由此奠定。近十年后，黎锦熙作《国语运动史纲》，其初稿成于1931年，后于1934年勘误增补，并借此回应其时由国民党所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尊孔读经”主张与继之而起的大众语运动，再次出版。这部史纲的叙述范围起自清末切音字运动，直至写作当下，是针对近现代语文改革的第一次系统性写史，因而成为此后叙述相关历史或考察现代中国语文改革问题时不可回避的基本材料乃至核心文献。

《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特刊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在此背景下，无论在此后围绕文字问题的诸种论争中，抑或在以之为考察对象的学术研究中，“汉字改革”“汉字革命”成为某种固定组合或专有名词，多用以指代晚清以降各阶段的汉字拼音化运动，或兼指一度被视作其过渡手段的简化字运动。以黎锦熙为代表的一派语文改革者以“国语运动”为叙事中心，对文字改革历史脉络的追溯与叙述，及其自我阐述与定位，也逐渐超越具体的对话与论争语境，成为对此后研究的引导或规限。

基于这样的前提，重新历史化地理解包括新文化人在内的各派语文改革参与者的历史阐释与自我叙述，是可以探讨且应当探讨的问题；而跳出既有以口语或口语改革为中心的文字改革叙事框架，从新的视角审视近现代中国的语文改革问题，是同样重要的工作。孔思宇（Uluğ Kuzuoğlu）的《现代性的编码：中国文字与全球信息时代》（Codes of Modernity: Chinese s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就是针对后者的有益且有效的考察。

二

《现代性的编码》旨在跳出我们所熟知的“语音中心主义”框架，“为研究文字史开辟一条独立于语言史的路径”，“修正关于汉字改革的传统认知”（pp.2-3）。本著强调关注文字自身的物质属性，指出其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对口语的书面转录工具，更重要的是，文字体系作为信息、知识的生产、传递与管理技术，是信息系统的基础设施。于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面对新的由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全球性现代信息政治经济体系，汉字体系被迫有所改变，以适应新的秩序。

本著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促成的新的信息环境，是一套建立在字母文字基础上的系统。第一章中，通过细致考察早期文字改革者蔡锡勇、王炳耀的主张，可以看到，字母在工业资本主义追求高效率的劳动时间秩序中的关键地位大致体现在两个具体的方面：首先，骤然增长的信息生产速度催生新的文书劳动与信息管理需求，要求更加高效的文字工具；其次，新的信息通讯基础设备如电报基于字母体系设计，若传递汉字则需要二次编码，费时费力。而为了回应这样的压力，沈学等人通过对西方解剖学、认知科学及传统儒学、佛学等诸种知识范式的整合，建构了新的对大脑与思维的理解模式，认为字母文字更加适应人类生理结构，能够提高大脑的运转效率。此后，“提高效率”“适应机器”“节省脑力”在各种主张字母化、简化文字的改革者那里成为核心关注点之一，“效率”成为衡量文字“优劣”的标准。要言之，在信息秩序、通信设备与身心理论的三重限制或影响下，汉字被指为低效落后，字母化、拼音化被视作必要的改革方向。

由此，本著回应了绪论中提出的设问，即“究竟该如何解释‘语音中心主义’在历史上的产生？为何这种观念能在近代中国以如此强大的力量确立自身地位？”（p.4）本著颠倒了对文字改革的既有理解方式，指出，改革者对口语语音的关注与争论，实际上是信息社会为追求效率所要求的字母化、简化改革衍生的问题，而非促动改革发生的原因。继而，中国的多方言背景与口语语音问题虽然依旧重要并必须被引入讨论，但其已非根本要素。这也就使得本著能够将简省汉字数目的基础汉字方案（第三章）及简省汉字笔画的简化字方案（第四章）与其他拼音化、字母化方案纳入同样的阐释框架当中，不仅从信息史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叙述了那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改革方案如注音字母、拉丁化新文字、国语罗马字等，更勾勒出一种不尽同于其他相关研究的文字改革谱系。

另一方面，本著引入政治经济学视角，将全球性的字母化、拼音化改革现象理解为物质变革下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追求，质疑了将推崇字母等同于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的阐释方法及其背后的“西方/非西方”“支配/被支配或反抗”二元模型，并将目光投射至更加复杂的跨国知识、技术与政治网络。本著指出，应当将近现代中国的知识转型理解为“协商、重组”而非“断裂、置换”（p.13），“正在工业化的知识经济并非取代旧有的秩序，而是与之形成辩证关系”（p.55），而作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文字体系是资本主义在地化协商过程中的关键轴心之一。本著详细地发掘与论述了诸种文字改革方案背后丰富的跨国语境，如西方传教士对注音符号的推广（第二章）、基础汉字与简化汉字方案背后跨越中美的泰勒主义与统计学、心理学、语言学知识（第三、四章）等，其中，第五、六章尤为精彩地揭示了此前鲜受关注的新东干字母及拉丁化新文字之间紧密的影响关系，指出其背后存在相似的技术媒介环境与对劳动效率的共同追求，并基于文字体系建构了跨越亚欧大陆的社会主义联结与世界想象。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系列讨论始终根植于本著强调的另一个重点，即文字系统作为技术或基础设施，同样并不中立。文字因具有再现口语与塑造知识的权力，而始终负载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想象与政治目的：“一种文字体系是构建信息社会的基础，但它并不能单方面决定信息社会的形态。那些致力于新文字改革的中国的改革者、知识分子、文学家、心理学家、政府官员和党员们，通过截然不同的政治构想与文字设计方式，想象出了完全不同的信息社会图景。”（p.56）本著详细讨论了政治因素如何内嵌于并形塑了诸种文字系统的面貌，而拒绝将文字改革的历史简化为单纯追求效率的历史。

然而，随着讨论的推进，本著的关注点发生了微妙的偏移。第七章一方面略微偏离对文字本身的关注，而回到既往以口语改革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由文字的技术政治问题转进语言政策问题，乃至更多地转向政治史的视野，并直接延续了对清朝直至共和国时期多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的泛化殖民主义认定，也就放弃了第五、六章中对民族与阶级问题的理解方式，重新建立了一种霸权预设。前者也许是出于材料的限制，这一点在论述中已经有所交代；后者是我无心也无力在此展开的复杂论域，相关的讨论与批判也已经有很多。我更想要商榷的是另一个问题。

三

在我看来，第七章对拼音的讨论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是，为每一种语言乃至每一种方言单独新制一套拼音字母文字的改革计划，为什么没有能够推行到底？更简单地说，就是，文字改革方案为什么失败或转向？而这个问题，其实在每一章末尾都会反复涉及，且大抵都诉诸基础设施、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历史惯习、语言调查等外部限制，认为在此影响下，改革实践根本无法充分展开，新的文字体系的技术潜能未得实现。因而，当共和国时期的外部条件看似相对有利且本足以为文字改革提供实践空间（这一点其实也有待讨论），改革却发生转向乃至走向终结时，如果依旧仅试图从外部寻找解释，便只能归因国家意志与权力。尾声部分对字母化、拼音化改革彻底终止的解释，亦仓促归结于政治转向与政治主导下的硬技术迭代。

这样的讨论方式，或许源自本著规定的考察任务与论述主线的要求。本著偏重对字母化或简化文字改革者的文字与政治构想的关注，非常详细地由其内部出发，考察了种种文字改造方案的产生背景与具体诉求；这同时意味着，讨论基本重叠于二十世纪主张字母化、简化文字的改革者的视角，甚至延续了他们的观念，认为字母化、简化文字改革是信息时代的大势所趋。在默认字母化、简化文字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末的信息环境中表现更加优越的前提性观念下，讨论自然聚焦于实践受何现实条件牵制、为何无法充分展开，并停止于真正的实践展开之前，却基本未曾涉及对于各种文字体系作为一种信息技术的技术机制与在具体信息实践中的技术能力的剖析。

不过，对于这样的前提，我想要探讨的是，改革者们最初所构想的理想文字，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全部技术与政治想象，并满足实际的信息实践要求？作为字母化、简化文字所试图取代的对象，汉字在信息实践中的技术表现，又完全与支持字母化或简化文字的改革者的论述相吻合吗？乃至，字母化文字是全球信息时代的必然诉求与历史目的吗？如果说信息时代的物质变革与实践要求催生了对既有文字体系的不满与改革的冲动（这是本著的讨论起点），我们是否同样需要回到真正的信息系统实践中来考察新的文字体系的技术表现，才能够解释某种方案的成功或失败？比如，就文字形式问题来说，共和国时期，在现行简化字之外，曾有字形进一步简省、同音字进一步简并的“二简字”（《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于1973年动议，并曾经被广泛接受，这看似顺利地适应了借汉字简化向拼音化过渡的改革方针，却最终在1986年被彻底废止。我认为，这一充分实践后的回撤是一个重要提示，提醒我们重新反思汉字、简化字、字母化拼音字的信息技术问题，且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这一种方案的重审。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本著的一些观点还有商榷的空间。我想从自己的关注领域出发，提出一些相关问题，并希望可以由此展开进一步讨论。

Pierre Janton在讨论以“基础英语”为代表的简化语言方案失败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只能使用850个单词，使用者被迫不断运用迂回冗长的表达方式，这既降低了表达效率，也妨碍了理解”。此例虽略微偏离本著的主要考察对象，但也可以看到，编码方式往往受制于符码特性，符码的简便快捷却不必然意味着编码方式的高信息密度，甚至，有时会在实践中造成与改革初衷相反的结果。现代中国的新制文字体系，是否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也如本著已经注意到的，“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民党工程师也曾试图将国音字母和注音符号用于电报通信，但由于全国语言统一程度的不足以及国语四声带来的技术难题，该项目最终未能实现”。（p.228）如果不将现代中国的语音现状视作推行拼音文字的外部阻碍，而将其理解为文字体系必须面对的现实信息环境，是否可以认为，在现代汉语的多方言现状下，汉字能够超越各种口语语音差异的特质，依旧对于跨域通讯的信息实践具有正面价值？

此外，对不同语言系统如方言、标准语等及不同文字方案如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等的政治文化象征建构，本身就是引发长期论争的问题。如本著所引石静远指出的，赵元任与瞿秋白对“方言”的理解并不相同（p.192）。不仅如此，即便在左翼与中共内部，对相关概念的政治阐释也一直存在分歧，直至1949年后仍有较大规模的长期论争，如一九五〇年代以《文艺报》为中心展开的方言文学论争，又如对汉字的理解既可能是“精英的”又可能是“民族的”等等。对多方言书面化的构想，也并非仅存在于左翼阵营与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中。钱玄同长期主张方言入文，他在1934年曾提案制作方言罗马字，并由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通过，交由赵元任拟定，但其政治与文艺主张自不可与左翼文人等同视之。可见政治构想固然参与塑造文字技术，但语言文字方案与政治方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耦合关系。另，第七章所谈到的内蒙古关于“干部”一词的争论，与绝对纯洁语言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可能存在，在语言学视野下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这提示着其时的理想化语言文字政策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盲点。由此，文字及其语言表征与政治想象之间的联系并非静止、均质、本质化的，不仅存在共时的分歧，也存在历时的变化，这值得历史化的分析；语言学、文学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亦参与其中并受其塑造。对于语言、文字技术与政治政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文字方案在不同技术或政治环境下的制定、推行、变动、中止或终止，或可在目前的阐释方式下，进一步展开讨论。

又，在信息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信息熵”的视野下，汉字反而是信息密度更大、效率更高的文字。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后设视角，也并不证明汉字“本质”如何，我更无意争论究竟哪种文字更加高效，但其让我重新想起，二十世纪反对废除汉字的一种观点为，表达相同的意思时，使用汉字乃至文言文所需花费的篇幅更短，更加省时省力。这又提醒我们注意到，支持保存汉字的一派，并非对于信息社会的现状无动于衷，他们不是“在这张奇特的五边形桌子的第五边坐着更为保守的本土主义者，他们满足于汉字的现状”（p.116）。甚至可以说，他们同样关注效率，只是对于汉字与字母文字抱有截然不同于本著主要讨论对象的理解方式。进一步，也可以发现，在字母化、简化文字改革者之外，还存在一批同样对既有汉字秩序有所不满，但选择了其他改革路径的文字改革者们。例如章太炎在设计注音字母的同时，主张复用写法更加繁杂、字形更加多样、音形义结合更加精准的古字，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都一度支持这一方案，后来他们走上了不同的文字改革道路。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章太炎同样关注文字普及问题，不过在他看来，识字率的高低仅与政府是否推行普及教育有关，而与文字的特性无涉；方言问题也是章太炎的核心关切之一，但他主张通过复用古字而不是使用拼音字母的办法来实现方言的书面再现。那么，这样在一般的文字改革历史叙事中所鲜见的改革者们，怎样理解全球信息时代中，传统汉字体系发生的问题及问题的具体根由，又基于怎样的考量与目的，在什么力量的推动与限制下，提出、实践他们的方案？

要言之，本著发掘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非常精彩地阐述了字母化或简化文字体系在近现代中国大量涌现的历史动因之一，为阐释现代中国文字改革开辟了新的视角，是一项颇具价值的研究。但对全球信息时代的中国文字变革的历史展开与阶段性结果——无论是某一具体方案的推行受限，抑或字母化改革风潮的整体性终结，以及当下的信息系统面貌——的考察，值得在本著颇具洞察力的阐释框架下，以更加复杂的方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