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从宏大叙事沉入行业毛细血管,大健康赛道的玩家们站在了同一条河流的不同岸上,少数企业已将AI锻造成组织级的战略引擎,而多数仍在零散的试点中摸索前行。345份真实问卷背后,是一场关于战略远见、组织变革与人才争夺的深层较量。
撰文|廖晓琴
2026年刚过半,英矽智能已连续拿下施维雅、礼来、SK生物制药、武田制药等多家药企的BD合作,潜在交易总价值逼近70亿美元,上半年预计营收突破1亿美元,首次实现扭亏为盈。这个曾被行业怀疑“AI制药到底能不能赚钱”的明星公司,正在用密集的BD交易,让行业重新审视药企AI转型的商业价值。
虽然人人都在谈论AI,但并非所有企业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办公室里,销售代表对着电脑输入客户信息,等待AI生成一份拜访纪要;实验室里,研究员借助算法筛选化合物,试图缩短漫长的药物发现周期。但这幅看似火热的图景之下,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正在浮现:AI究竟是被当作一把顺手的新工具,还是正在重塑整个组织的基因?
不少企业有着更为具体的疑问, 同行的AI实践进展如何?有哪些已经跑通的商业化路径?关键岗位和人才画像变了,HR和业务负责人该如何应对?如何让AI不止是个工具,而成为组织级能力?如何打造AI时代的下一阶段竞争力?
2026年夏天,科锐国际高级副总裁段立新用一句话精准概括了行业现状:“潮水之下,分野已现”。这句话背后,是一份基于345份来自不同药企研发、临床、商业化等领域候选人问卷调研得出的《中国大健康行业AI转型成熟度调研》。数据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健康行业的AI转型,已进入一个明显的分化时代。
这背后是,少数领先企业已率先将AI体系化地渗透进组织战略、数据基础与核心业务场景,而多数企业仍停留于未成体系的局部试点阶段。 调研数据显示,领先组的AI应用成熟度综合得分是起步组的近10倍。这远非“用得多”与“用得少”的区别,而是底层思维方式的根本分野。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技术应用层面,更是一场关于战略远见、组织变革与人才争夺的深层较量。
十倍差距,差在哪里?
无论是战略准备度、技术储备、人才储备、业务应用深度、数据基础,还是AI领导层的设立,领先组均明显优于起步组。
从企业画像来看,外资药企、药械及数字医疗企业构成了领先阵营的核心力量。相比传统企业,它们拥有更浓厚的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基因,内部组织架构与AI技术的适配难度更低,因而转型速度更快、成效更显著。
从战略端看,17%的药企纳入数字化战略,但路径未形成系统路径;27%的药企尚未纳入战略层面,还有高达34%的企业仅将AI视为效率工具;而将AI作为未来核心竞争力进行长期布局的企业仅占13%,另仅有9%的企业设立了专项战略与明确路线图。 这意味着,接近8成的企业,在AI这件事上并没有一张清晰的作战地图。
从应用层面来看,44%的企业在多个部门试点,尚未形成规模;42%仅停留在单点试点(如个别部门);11%已在关键业务流程中实现规模化应用;而仅有3%的企业已借助AI重构核心流程或商业模式。
技术与数据层面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技术自研与平台化投入相对较低,且医疗数据多源异构、标准不一,欠缺系统化、结构化的数据治理与资产管理能力。比如87%的企业仍面临数据孤岛问题,其中37.4%的企业数据分散在各部门尚未打通,49.6%已建立数据平台但共享有限。技术自研方面,仅7.3%的企业拥有自研算法团队,4.9%拥有持续自研能力,模型已经在多个场景规模化部署;绝大多数仍依赖外部供应商。
而在人才端,断层更为触目惊心。先从AI领导层设立情况来看,超过半数的企业尚未设立专职AI负责人,三成企业有AI相关负责人但非独立部门,13.8%有独立AI团队或数字化中心;5.7%设有集团级AI负责人直达向CEO汇报;再从人才部署情况来看,56.9%的企业尚未系统布局AI人才,26%企业开始招聘AI相关岗位,15.4%企业已形成AI人才梯队或跨部门AI协作机制,仅1.6%的企业将AI能力纳入干部考核或晋升的重要维度。 这意味着,自上而下的人才储备偏弱,企业内部缺乏既懂医疗业务逻辑,又掌握AI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难以支撑AI的深度应用。
进而具象化研发、临床、商业化三大关键环节来看,落地仍普遍处于早期试点阶段,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化,远未及预期。
那么,为什么AI投入的效果常常不及预期?
调研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 50%的挑战来自组织与文化层面,47%来自执行落地与成效层面,技术与基础设施问题反而排在第三位(39%),战略与规划(33%)和风险合规(26%)紧随其后。
AI转型,本质上是一场组织变革,而非技术采购。当一家企业把AI当作Excel那样的工具来采购时,它收获的也只能是工具级别的回报。这正是分野的深层逻辑——技术可以购买,工具可以部署,但组织能力的重塑、文化的进化、人才梯队的搭建,无法通过一张采购订单完成。
也就是说,一切仍需回归到“人”。那么,从人才视角出发,如何跨越AI转型的鸿沟?
人才模型正在被重写:“T型”不够,“π型”上场
AI时代对人才能力模型的重塑,或许是最具颠覆性的变革。
传统医药行业的人才模型,以专业壁垒与合规导向为核心——深厚的专业知识、严格的FDA/NMPA监管经验、标准化的SOP执行能力。 这套模型在过去几十年里构筑了医药行业的专业门槛,但在AI时代,这套运行多年的模型开始松动。
调研显示, 在AI药研人才的能力要求中,跨职能沟通与业务翻译能力被受访者视为最重要的能力,占比高达67%,远超战略视野与业务判断力(20%)、团队搭建与人才培养能力(7%)等传统管理能力。
这意味着,未来最稀缺的一类人才,不是最懂算法的工程师,也不是最懂药学的科学家,而是能在技术与业务之间架桥的“翻译官”,他们能用业务语言定义AI需求,又能用技术逻辑拆解业务痛点。
基于这一趋势,调研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人才能力模型——“π型人才”。
相比传统的“T型人才”(一专多能),π型人才多了一条“腿”:专业技术深度(机器学习、大模型部署、计算生物学等)是一条腿;行业知识广度(药理学、临床试验设计、监管合规等)是另一条腿;而连接两条腿的“横杠”,则是软实力厚度——跨部门协同能力、ROI导向的项目推动力、在高失败率的医药行业中保持韧性的学习能力。
三者缺一不可。单一的技术纵深只能写出漂亮的代码,却写不出符合监管要求的临床试验方案;单一的行业理解只能发现痛点,却找不到解决方案。只有“底层技术+垂直业务”双轴驱动,才可能真正跑通AI在医药场景中的价值闭环。
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这样的人,从哪里来?供需数据已经拉响了警报。一组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AI相关岗位需求同比暴涨455%,而“懂AI又懂药”的复合型人才缺口率高达38%。一边是需求井喷,一边是供给枯竭。
调研勾勒出当前人才供给的四大渠道,各有优势,也各有短板:
其一,供给占比35%-40%的互联网与科技大厂,拥有顶尖的算法工程和大模型应用能力,但普遍缺乏GxP合规认知与生物学基础,且互联网的敏捷文化与医药行业的严谨合规之间存在天然摩擦。算法高手不少,但懂药的不多。
其二,占比25%-30%的医药垂直AI公司是“即插即用”型人才的最佳来源——他们既懂研发流程,又有AI落地经验。但问题在于,这个赛道本身也处于成长期,高级别人才极为稀缺,挖角成本高昂。
其三,顶尖高校与科研院所(20%-25%)储备了大量交叉学科的前沿人才,但学术思维与产业思维之间有一条不短的距离。他们需要时间完成从“论文导向”到“ROI导向”的转身。
其四,药企内部培养(10%-15%)的优势在于对合规体系和内部协作机制的深刻理解,但劣势同样明显——底层算法的迭代速度,远不是传统药企的培训体系能跟得上的。
四条路径,没有一条能独立满足需求。调研给出的解法是:多条腿走路——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并举,同时借助生态合作补位。
而人才的流向也呈现出清晰的规律:从互联网向医药溢流,向高价值区域集聚。长三角(上海、苏州)净流入率超过40%,大湾区(深圳、广州)约25%,已成为AI+医药人才的两大核心高地。与此同时,中国AI制药人才的海外回流率已升至34%,这一趋势仍在加速。
潮水已来、分野已现,未来何如?
人才提供了落地的可能,但战略决定了能走多远。面对这场深刻的分化,调研给出了三条核心建议,指向同一个逻辑: AI转型不是技术选择,而是战略选择。
第一,保持战略警觉,避免转型焦虑。AI不是一场“大爆炸式革命”,一夜之间颠覆一切;它更像一场马拉松,需要战略定力与持续投入。不跟风、不盲从,但也绝不能缺席。最危险的状态,是既没有看清方向,又急于追赶浪潮。
第二,将AI转型提升为“一把手工程”。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无法由CTO或HR部门独立完成。AI必须进入CEO的议事日程,才可能跳出“部门级试点”的困局,走向“组织级能力”的构建。那些领先组的企业,41%设有集团级AI负责人并直接向CEO汇报——这不是巧合。
第三,构建“培养+引进+生态合作”的人才供应链。单一渠道无法填补38%的缺口,系统化的人才布局,才是支撑AI从“试点”走向“体系”的底座。人才在哪,竞争力就在哪。
潮水之下,分野正在加速。当一些人还在问“AI能做什么”的时候,另一些人已经在回答“AI应该成为谁”。前者看到的是工具,后者看到的是组织能力的重塑。
这场分化的终局,或许在技术起跑时就已埋下伏笔——不是AI本身拉开了差距,而是拥抱AI的方式,决定了谁在浪潮之巅,谁在潮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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