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尽管伊朗在军事上遭受了惨重失败，但它不仅成功地向美国提出了条件，还迫使以色列接受了在黎巴嫩的停火。这场冲突始于其代理人真主党公然违反2024年11月的停火协议，如今已成为向耶路撒冷施压的焦点。

然而，危机远不止于此。经过近三年的战争，以色列发现自己陷入了沿边界的三个未解决的战线，并在国际舞台上遭到孤立。与此同时，伊朗——本已濒临失败——却变得更强、更富有了。

然而，最严重的变化发生在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上。副总统J.D.万斯最近的言论表明，耶路撒冷与华盛顿之间的“特殊关系”时代可能已经结束。 用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话说，以色列从“改变中东面貌的地区强国”沦为仅仅一个附庸国，其自卫权甚至在华盛顿也受到讨论。

这并非一时的分歧。未来的华盛顿政府很可能比前任更不愿意与以色列保持伙伴关系，而非更愿意。与此同时，在该地区，《亚伯拉罕协议》的整个架构如今也受到质疑，因为它是伊朗威胁以及海湾国家认为与以色列建立关系会带来美国保护性支持的产物。

为了适应这种局面，以色列需要一种我称之为“可持续战略”的方案，而这种方法首先要重新思考该国目前的作战方式。

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以色列国防军凭借空中优势和缓慢、有条不紊的地面部队推进，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能力。这种方法挽救了许多士兵的生命，但也带来了严重的战略缺陷。较慢的军事节奏使敌人能够撤退并维持其军事组织，同时延长了冲突的时间。

为了维持其进展，以色列军队必须准备好既征服又控制领土——而以色列以公民为基础的预备役部队根本无法维持这一点。而且，这种持续的战斗需要大量资源，如航空弹药、重型推土机和拦截器——以色列缺乏生产这些物资的工业能力，也难以采购到所需数量。

大卫·本-古里安在其时代所倡导的安全理论主张进行短暂、猛烈的战争，专注于在军事上击败眼前的威胁，而不赞同在政治上重塑更广阔地区，这绝非偶然。本-古里安不仅认识到以色列在经济、人力和地区政治影响力方面面临的不对称战略劣势，也认识到该国在生存上依赖于一个支持性的全球大国。

如今，以色列是一个技术强国，而非国防工业强国。其优势在于软件、智能组件和人工智能，而非制造业。其人口已增长至约一千万，但在更广阔的地区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以色列可以成为其邻国极具价值的合作伙伴，但并非政治影响者。

尽管如此，以色列已将无人机和人工智能融入战场，走在前列。效仿乌克兰的做法，它现在不仅可以采用全面的无人机战争，还可以利用其军队的传统优势，将这一自动化战争的新时代推向更高水平。

以色列国防军可以而且应该树立一个榜样，展示无人机战争如何能够重新获得战场主动权，恢复纵深快速机动能力，从而重夺以色列在短期战争中的标志性主导地位。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以色列自身的战争战略，还能使其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更有价值的盟友。

换言之，本-古里安的原则仍然有效。我们的作战方式需要改变，以使以色列摆脱消耗战的陷阱——这种战争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上削弱了它。这种转变还可以减少对进口和安全援助的依赖，并重建我们与美国联盟的互惠互利性质——一种基于尖端技术和战略成功的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