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类稿》为汤炳正先生研究楚辞的学术代表作。全书收录175篇短文，很多只有几百字、一两千字，但篇篇言之有据，见解独到。作者从底层逻辑出发，运用文字学、文献学、音韵学、考古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知识，对许多楚辞学疑难问题做了新的探索，如对屈原生平、《九章》创作时地、《楚辞》成书过程等的考证，这些考证均体现出极强的问题意识与精密的研究方法。作者在书中提倡的“以音求义”“以史证诗”研究路径，尤其在音韵考据与神话演化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为后人提供了可借鉴的治学方法。此新版不仅修正了初版中的笔误、排版错误等，更收录作者写在“自存本”上的大量批注。

《楚辞类稿》，汤炳正 著，汤序波 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九歌》与爱情色彩

在神话传说流行、宗教意识统治的时代，有不少社会现象，是科学时代的人们所不容易理解的。如作为祭神歌曲的《九歌》，而其中竟充满着神与神的爱情色彩的描写，即其一例。但是，如果对现代的某些古老民族做些社会调查，则上述现象不难解释。

据当前社会调查结果表明：今天云南大理的白族中，对“本主”神的供奉祭祀，仪式隆重，颇有些与《九歌》相似之处。

白族“本主”分三类：一类是把龙、虎、熊、鸡、红沙石、石将军等奉为“本主”，这是一种图腾或自然崇拜；二类是把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或烈女义妇奉为“本主”，这是对英雄的崇拜；三类是统治者的官僚将领，死后被封为“本主”，或名之为“奉诏本主”。从《九歌》看，“东君”“云中君”等，有似于第一类的自然崇拜；“国殇”则有似于第二类的英雄崇拜（足见斥《国殇》于《九歌》之外者，毫无根据）；而“湘君”“湘夫人”似兼有上述二者的属性，至于“东皇太一”，则虽非统治者的官僚将领，但却展示出最高统治者的身影，颇与“奉诏本主”相近。白族的“本主”，都是一个或几个村寨的“保护神”，主宰着人们的祸福，都有定期的祈愿与隆重的祭礼。说者多谓《九歌》是从古代楚民族的祭歌演化而来，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楚国地域广阔，民族杂层，白族风尚，自然可作为研究楚民族风俗习惯的参考。

据调查，白族有些“本主”之间还有亲属关系，甚至有的男女“本主”之间还有谈情、说爱、幽会的传说或故事。因此，老百姓便给这类“本主”的庙宇只砌矮墙，以便他（她）们夜间逾墙相从。《九歌》中的“湘君”与“湘夫人”，无论解释怎样不同，都是亲属关系，而且带有浓厚的爱情色彩。“大司命”与“少司命”，无论是否如说者所谓的一对男女神，但其中的爱情色彩更为鲜明。这是人们在宗教信仰中，不仅把神灵予以人格化了，而且把幻想中的神界也予以社会化、人情化了。《九歌》是高级的神话艺术，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折光镜。

关于“楚辞”的“辞”

作为文体来讲，在屈原的作品里，只提到“诗”“歌”“颂”“赋”，而没有提到“辞”。如《九歌·东君》“展诗兮会舞”，《招魂》“造新歌些”，《九章·抽思》“道思作颂”，《九章·悲回风》“窃赋诗之所明”，《招魂》“同心赋些”。这其中的“赋”字虽用作动词，但《周礼·大师》已列“赋”为“六诗”之一，而且稍后的荀子书已以《赋》名篇，可见其时“赋”已成为文体之名无疑。

至于作为文体之名的“楚辞”的“辞”字，郭沫若同志曾认为系从屈赋中的“亂（乱）曰”之“乱”而来。因为“亂”“词”的古金文形近，故“乱曰”即“词曰”之误。但是大量典籍说明，古代乐章之尾，确有“乱”的名称，不能以“词”或“辞”代之。故郭氏之说不为学术界所承认。

考屈赋用“辞”之处颇多。如《九章·惜往日》中的“听谗人之虚辞”，《思美人》中的“因归鸟而致辞”等。但这些“辞”的含义，无疑皆当为“言辞”或“辞令”，而不是诗歌一类的文体。在屈原本人确实并没有把“辞”作为文体来使用。但是，在《离骚》里，从“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敶词（《考异》：“一作陈辞”）”起，到“跪敷衽以陈辞（《考异》：“辞一作词”）兮，耿吾既得此中正”止，其中所陈之“辞”凡三十六句之多，历述古代史事，抒发个人情感。这一大节诗，无疑即为陈“辞”的内容。以此推之，《九章·抽思》云：“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则屈子大量的赋以讽君之作，皆可视之为屈子所陈之辞矣。屈赋之被称为“辞”，可能与此有关。

把屈原的“赋”跟“辞”联系起来，起于西汉前期。如《史记·屈原列传》云“乃作《怀沙》之赋”。是屈子作品，当时即称为“赋”。但《史记·太史公自序》又云：“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辞”之“辞”，即指《离骚》，则是屈赋又可称“辞”。而且《屈原列传》先说屈原“娴于辞令”，最后又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可见，史迁是把屈原的“娴于辞令”跟擅于作“赋”结合起来加以论述的。这应当就是“辞”“赋”互称或“辞赋”连称的原因。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即有“景帝不好辞赋”之语。而“辞赋”之称，此后渐盛。

考“赋”与“辞令”之联系，既有其内在原因，也有其历史渊源。《论语》中孔子曾谓“不学诗，无以言”。又云：“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是诗赋与辞令的关系，由来已久。尤其是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风大盛，特别讲究修辞艺术。屈原既“娴于辞令”，善于“应对诸侯”，而又工于“辞赋”，就是这个原因，故《文心雕龙·时序》云：“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这就不仅说明了汉人把有高度修辞艺术的屈赋取名为“辞”的内在原因，而且也说明了屈赋发展壮大的时代背景。因而后世名屈赋为“楚辞”，就成为极其自然的趋势。

秦汉之际，起兵者多楚人，而刘邦尤为代表人物。故汉初楚文化曾风靡一时。以音乐言，有所谓“楚声”（见《汉书·礼乐志》）；以舞蹈言，有所谓“楚舞”（见《史记·留侯世家》）；以歌谣言，有所谓“楚歌”（见《汉书·韩延寿传》）。因而在文学方面出现“楚辞”之称，那是容易理解的。

而问题在于《楚辞》作为书名，学术界或认为是从西汉末期刘向编纂《楚辞》一书才开始的，在这以前，不过是指文体而言。但此说并不确切。因为裒辑屈宋作品而为总集者，始于西汉前期的刘安。对此，我在《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中已有详论，故不赘述。这里要说明的是，那时《楚辞》的定本，或不只刘氏一种。正因为如此，故西汉前期凡称《楚辞》，已多为专书之名，而非泛指文体。如《汉书·朱买臣传》云：武帝召见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这里以《春秋》与《楚辞》对举，以“说”与“言”连称，则《楚辞》亦当为专书之称无疑。又《汉书·王褒传》云：“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这《楚辞》也为专书之称。因为这里既以《楚辞》属于“群书”，又以“讲论”与“诵读”连文，则所谓“为楚辞”绝不是指创作楚辞体裁的作品而言。可见西汉前期屈宋作品不仅已辑有专书，而且已成了学术界“讲论”“诵读”的专业。《文心雕龙·辨骚》云“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殆即指此而言。

昭明《文选》强分“骚”与“辞”为两类，而“辞”类又只收《秋风辞》与《归去来辞》等，失其本义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