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死亡”，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仍将继续。而另一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进入2026年，伊朗可谓进入多事之秋。经济进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最困难时期，国内又爆发大规模骚乱事件，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威胁军事打击伊朗，直到最后发动突然袭击。

这些困难和问题互为因果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经济问题，必须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则需要解决对美关系，解决对美关系可能动摇政府的合法性。”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在这个三角难题中寻找答案，目前伊朗再次走到关键十字路口。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日，伊朗德黑兰，民众悼念在美以联合袭击中身亡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图/视觉中国

“只要伊斯兰经济”

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公平与效率。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30多年的经济实践中，实现社会公平，除伊斯兰教对个人的道德影响外，主要依靠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国营企业的功能。但是政府应当发挥多大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

在伊斯兰革命后的头10年里，由于左倾的革命思潮仍占主流，国营、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占据主导地位。革命后，伊朗开展大规模国有化运动，大企业被收归国有，实施国营经济，只有小工业仍留在私人手里。随后又在农村搞土改，解决土地过度集中的问题，并且推动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缩小贫富差距。为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实行补贴经济，国家开支的四分之一用来补贴穷人生活，涉及面包、大米、食用油、电等。国家几乎控制了生产、交易和分配各个环节，通过行政权力落实伊斯兰教所要求的社会公平。21世纪初，伊朗政府的20个超大规模的部委雇佣85万名公务员，政府、准政府部门控制国家经济的 80%，国家控制一切、提供一切、管理一切。

但是，国有、国营、国家配给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同伊斯兰经济的基本理念不合。伊斯兰经济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商业自由。伊朗宪法把经济分为国家、集体、个人三大块。“既不要东方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不要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要伊斯兰经济。”中小商人一直是伊斯兰共和国重要的支柱力量之一，政府同中小业主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伊朗被美国学者称为“中产阶级共和国”，首届议会中70%的议员来自中产阶级。

在最初的革命热情过去、两伊战争的特殊状态结束后，伊朗把私有化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以调动经济积极性、刺激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伊朗通过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济改革，目标是由国营经济向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和多元化经济发展。但是改革总是走走停停、进两步退一步，国家机关依然是伊朗经济的主要控制者。2006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呼吁“政府职能要从拥有、经营企业转向决策、指导和监督，要让私营和集体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当年年底，哈梅内伊做出裁决，要求银行、矿业、运输业私有化，这些行业占政府经济资产的 80%。

不过，由于既得利益者百般阻挠，也因为社会保守力量反弹，更因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没有变化，私有化进展缓慢、效果不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半国营的基金会开始在伊朗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2000年以来，革命卫队的经济功能显著增加，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远远超过政府部门、基金会。不论是基金会还是革命卫队，背后都是政府控制，只不过属于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政府部门，经济改革只是把经济控制权在政府的左右手之间转移。

基金会是半国营的伊斯兰慈善机构，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不需要公开财务账目，也不接受议会监管，因此基金会的资金数目是一个谜。据估计，基金会鼎盛时期的经济规模可能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 左右。同其他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一样，基金会在伊朗不仅享有免税权，还在进出口、税收、贷款等方面享有其他各种特权，甚至拥有多种特许经营权，并且在全球投资。在私有化过程中，基金会大量购买国营企业股份。如果不对基金会进行改革，经济改革就不会有实质性意义。

革命卫队是霍梅尼1979 年创建的一支武装力量，后来逐渐涉足经济活动，最初参与两伊战争后的重建工作，目前已经介入能源、电信、商业等多个行业。据西方人士估计，革命卫队控制的经济约占伊朗GDP的1/3至2/3。革命卫队有自己的企业，也通过基金会来活动，革命卫队与基金会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于宪法44条对国营企业所有权的限制，革命卫队为了合法拥有企业，经常通过幕后操纵掌握公司的所有权，外界很难确认哪些企业由革命卫队控制。

现在，伊朗是一个混合的、转型中的经济体，国营经济仍然占重要地位， 50%的经济仍然受国家计划控制，同时40%的工业企业在德黑兰股票交易市场上市。

相比之下，私营企业在伊朗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大。2006年7月以来，伊朗允许石油、银行、电力、保险、交通等战略产业通过股票交易市场发行高达80% 的股票。2013年前，伊朗计划将50家国营能源企业私有化，总资金达900亿美元。但是，批评者认为，政府把财富从左手转到了右手，由国营企业转向了半国营的基金会和革命卫队。2009 年9月，伊朗最大的电信公司私有化，革命卫队下属的公司收购其总值80亿美元中51%的股份。伊朗石油收入的大部分被用在了国营企业和社会补贴上，私营企业既得不到国家支持，又面临基金会和革命卫队的不公平竞争，生存困难。

“经济圣战”下的经济独立

开放的首要问题是经济独立与经济全球化。经济独立是文化和政治独立的基础。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各阶层、各派别在追求经济独立、反对外国经济剥削的问题上没有分歧，争论焦点是如何理解、如何实现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一直是伊斯兰共和国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时至今日，伊朗国内对于什么是经济独立和怎样达到经济独立依然存在明显分歧。到底是国营经济更能维护经济独立，还是市场经济更能有效地建立起独立经济？国际经济交往最终有利于实现经济独立，还是加剧经济依赖？

由于地租经济的存在，伊朗向国际市场出口原油、进口成品油以及其他大量的消费品，同国际市场形成密切联系。但是在一些特定的经济领域，关于外资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外国资金、技术和人员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伊朗的能源、工业发展，什么国家能参与到什么程度，西方国家和中、俄、阿拉伯国家是否应当区别对待，这些问题都没有定论。

在上述问题上，伊朗国内可粗略分为保守派和接触派。保守派坚持完全自力更生，接触派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外国参与。同时，保守派主张限制私有财产，支持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扩大国营经济和半国营基金会的力量。国营、半国营的机构参与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享有政府给予的优惠

条件，这些企业可以把国营经济的主要利润返还社会，帮助弱势群体。从这个角度看，坚持所谓伊斯兰经济，既符合追求社会正义的革命理想，又能满足当权者的个人利益。这样的伊斯兰经济体系要正常运作，必须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因此，保守派基本上反对融入全球化，反对向西方开放经济。对外开放，既不利于国家重新分配财富，也危害国家的经济、政治独立。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恰好验证了保守派观点，即对外经济依赖特别是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多么可怕。接触派认为，伊斯兰经济同市场经济并不相悖，主张保护私产财产，鼓励私人商业、企业发展，最大限度地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同保守派相比，接触派较愿意接受外国投资，愿意与外国建立经济联系，但是两派都对外国投资特别是西方投资非常警惕，即便是改革派也担心外企会抢走自己的利润。

1989年，拉夫桑贾尼政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在石油等重要行业也准许利用外资、外国贷款，同意建设三个自由工业贸易区，吸引外国工人、技术。经济发展、民生需求，压倒了单纯对经济独立的追求。然而，由于种种限制和担忧，1991年伊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只有2300万美元，仅占GDP的0.02%。

1997年哈塔米上台后，在对外开放上向前迈了一大步。哈塔米明确提出，孤立和敌对不能保证伊朗的政治经济独立；恰恰相反，建立正常的对外交往才能保证独立。哈塔米的观点是，温和渐进式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需要同步进行。但即使是在最开放的哈塔米时期，对外资的恐惧仍占主流。这一点上，伊朗最高领袖、哈塔米政府、议会意见基本一致。2002年，伊朗颁布实施《吸引和保护外国投资法》，允许外国投资扩大到除石油工业以外的所有工业领域，不再严格限制投资比例，并允许投资者把本金和利润自由汇出境外。然而，2006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1737号决议制裁伊朗，政府内支持对外经济开放的声音消失了。

卷入全球化对政权是一个威胁，这个观点在伊朗各个机构中成为主流。与地区其他同等经济规模的国家相比，伊朗对外资的利用率是最低的。2008年伊朗吸引外资15亿美元，而埃及为95亿美元，沙特为382亿美元。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自由度排行榜”上，伊朗在西亚北非地区17个国家中排名16。但实际上，伊朗却是最需要外资的国家，石油生产和加工的设备亟待更新。

在伊朗各股势力都对外国投资持怀疑态度的时候，美国也努力把伊朗孤立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外。伊朗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共和国建立以来财政收入的60%至85%来源于石油工业。同时，伊朗工业落后，石油开采设备老化，需要大量投资、技术。因为国内生产能力有限，伊朗30%的成品油依靠进口，1/3 的食品需要进口，大部分工业品也需要进口。这是伊朗经济的三大软肋，也是伊朗经济独立的主要障碍，美国与伊朗经济斗争的主战场就在这三条软肋上展开。

2010年以前，美国并没有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投资制裁，没有一家外国公司因投资伊朗受到制裁。2010年9月开始，美国强化对伊朗的投资、贸易制裁，使出了撒手锏，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不断加码的单边、双边和多边制裁加剧伊朗经济困难，能源制裁已经使伊朗减少50%以上的石油出口，运输、金融、货币贬值可能使伊朗商业成本上升40%。受制裁影响，伊朗失业率高达15%，通货膨胀率达20%，食品的通胀率达50%。但制裁并没有改变伊朗的外交行为，也没有证据表明伊朗领导层加速分裂、伊朗政权基础受损。

面对国际制裁，伊朗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采取两手措施应对。在国际上，寻求新的贸易、投资对象，加强同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投资合作。在国内，伊朗推行经济改革，改革补贴制度，继续推进私有化。美国限制国际社会向伊朗出口成品油后，内贾德决定逐渐停止对国内燃油的政府补贴，这项补贴占全部财政开支的15%，每年约50亿美元。同时，政府决定向全国7000万人每月发放40美元的现金补贴，每年需要450亿美元。实际上，这项改革不会减少政府开支，但是可以减少对燃油的需求。2011年 4月3日，哈梅内伊和时任总统内贾德用“经济圣战”描述伊朗与西方之间的斗争。尽管伊朗领导人没有提及经济制裁的具体影响，但是“圣战”一词足以说明形势之严峻。

当地时间2026年2月10日，一名伊朗女性在德黑兰北部一家豪华书店购物时翻看书籍。图/视觉中国

中间道路“行不通”

政府稳定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对于一个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均较为紧张的国家，经济的首要含义往往不是经济本身，国内政治斗争和外部威胁不得不纳入考虑，政权稳定更是首要考虑。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主要由非经济因素决定，包括与西方的关系、政权生存和自豪感。有伊朗经济学家说：“国家不是从经济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经济问题，伊朗经济是由政治决定的，在这里没有政治经济学，只有政治化的经济。”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府一直在“经济独立”和“经济增长”之间、“经济开放”和“经济反制裁”之间挣扎。社会公平、经济独立和经济发展都是伊斯兰共和国想要的，三者最终也都是为伊斯兰政权服务的，哪一个因素更重要取决于其对政权生存的重要程度。两伊战争结束后，当经济困境成为国家的最大挑战和威胁时，政府先把社会公平、经济独立放一边，优先调动经济活力，主动吸引外资，因此出现近十年的经济改革时代。克林顿政府曾将哈塔米称为“伊朗的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最终却发现“哈塔米没有打算牺牲伊斯兰政权来推进改革”。当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涉及政权存亡时，改革停滞了。随着社会公平问题再度突显，内贾德出任总统后反其道而行之，把经济发展晾在了一边。

哈塔米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以恢复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伊朗体制的深层困惑在于，在没有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的前提下，不论权力是以宗教的面目还是政党的旗帜出现，经济自由化必然导致腐败和社会不公。权势阶层近水楼台先得月，捞取新解放出来的经济机会。伊朗依然看不到对现存神权政治有足够挑战能力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实质性政治改革仍难以推行。

如此，哈塔米的难处和困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伊朗政权本身存在的矛盾无法克服，那就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政治上的控制力与经济、社会活力之间的矛盾。伊朗国内的各股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或多或少都依附在这两个因素之间，摇摆和斗争似乎不可避免。更复杂的是，外国制裁加剧了这种摇摆和不确定性。

有伊朗学者指出：其一，伊斯兰革命是过去150年政治斗争的产物，其核心特征是对抗外国、反对西方，因此伊斯兰革命的领导人物不可能是国际主义者。其二，伊斯兰经济体系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兼容。其三，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独立目标不相容。伊朗政治体制的上述三个本质特征决定，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伊朗经济改革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时期的技术官僚曾探索在保持伊斯兰政权本质不变的情况下，推进市场经济，改善与邻国关系的道路。哈塔米担任总统时期的改革派也主张，在不改变伊斯兰政权性质的前提下，建设包容、民主的政治体系，同西方国家展开对话。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

关键十字路口

当前，伊朗面临自1979年以来的最严峻考验，必须对改革开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重大决定。“代理人战争”是伊朗国防战略的支柱，“抵抗经济”是伊朗经济战略的基石，“反美（国）反以（色列）”是伊朗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曾经是不需要思考的基本信条，但如今伊朗可能会重新权衡这些信条的利弊得失，微调、修正或转向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鉴于美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伊朗国防战略的支柱。这意味着伊朗不愿同美国、以色列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否则军事上处于弱势的伊朗就会陷入被动。为此，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伊朗一直在以色列周边培植反以色列武装组织，最终形成“抵抗轴心”。然而，在过去一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这个基本逻辑变了。在伊朗没有御敌需求的情况下，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为保护真主党，伊朗被迫同以色列发生正面军事冲突。而以色列凭借强大的空中优势，把战争推进到伊朗家门口，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失灵。伊朗需要思考，是重新武装真主党回归“代理人战争”，还是改变国防战略依靠自己的国防实力，甚至包括核能力，改变自身的安全处境。

1979年以来，美西方一直对伊朗实施不同程度的经济制裁，伊朗的应对之策就是“抵抗经济”。“抵抗经济”的核心是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在此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2011年美国开始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严厉制裁，2019年后升级为“极限制裁”，“抵抗经济”面临最严峻考验。迄今为止，伊朗经济虽说经受住了生死考验，但也仅仅是刚刚过了生存线。对此，时任总统莱希在波斯新年致辞中说，经济是伊朗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软肋，经济和生计困难是生活中痛苦的一面。当天，哈梅内伊在会见客人时也表示，“只有在全球层面上”进行协调才能解决伊朗的经济困境。

“反美国、反以色列”是伊朗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伊朗外交的主轴。但是，缓解伊朗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又离不开美西方，这成为伊朗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矛盾。回顾伊朗意识形态基础的发展历程，反美、反以并非不可动摇之本。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初，伊朗的口号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强调的是伊朗的独立性、独特性，而非反美反西方。然而，国际和地区政治的演变逐渐让伊朗与美西方对立，形成不可调和之势。其间，伊朗数次想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均没有成功，最近一次是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目前有民调显示，78%的伊朗人认为外交政策是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三分之二的人希望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伊朗同美国的关系，也到了又一个历史节点。

（作者系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

作者：牛新春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