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云“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相对而言，汉魏就是一场小变局。“汉魏之间”系列以东汉至曹魏的历史为锚，瞻前顾后，发掘小变局下的故事。

公元249年，高平陵。

司马懿趁曹爽陪少帝曹芳出城谒陵，关闭洛阳城门，占领武库，控制皇宫。面对司马懿那一纸奏疏，曹爽思量后终决定束手伏罪。曹魏政权，自此易手。那一刻，曹魏亲族在哪？

曹爽不是孤家寡人。他是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是先帝曹叡临终托孤的首席辅政大臣。他身边还有兄弟曹羲、曹训，有表弟夏侯玄——夏侯尚之子，正始名士的领袖，风姿绰约，名重天下。然而，洛阳城门关闭的那一刻——洛阳被控制，国中没有可以倚仗的宗室。

这说明了曹氏宗室的权力来源，并非建立在亲人广据职势、与国家制度深度交织上，而是仅仅系于一个年少懵懂的皇帝身上。为什么曹魏亲族如此脆弱？故事要从更早说起。

一

曹氏与夏侯氏同出沛国谯县。两家在汉末时期已经紧密往来，同居一地，互通婚姻。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水淹七军，曹仁被围困在樊城。汉水暴涨，城墙只剩数尺未被淹没，粮食将尽，援军未至。曹操在后方坐立不安，商讨军情时常召夏侯惇同乘一车。不是君臣对坐，不是帐中议事，而是两个人在同一辆车里说悄悄话。

曹操像

那时候的曹操是什么身份？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他已晋爵魏王，次年朝廷命他“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再过一年又命他“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礼仪与天子几乎无异。警是皇帝之礼，警者戒也，出行时清道戒严，路人回避。这样的排场之下，曹操依然执意要与夏侯惇同车。还有更不寻常的事。《三国志》说夏侯惇“出入卧内，诸将莫之比”。汉魏宫禁森严，寝殿是皇帝最私密的空间，非侍御者不得入。夏侯惇却能自由进出曹操的卧室，不是一次两次，是日常。

这种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曹操年少在家乡时，曾犯下县官事。夏侯渊站出来，替他顶了重罪。那年曹操不满二十岁，两人既非君臣，也没有任何报酬可言。夏侯渊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些东西比利害计算更重要。曹操天才横溢，性情不羁，名声早早远扬，自然是族中年轻一辈的领袖。他与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族人在成为君臣之前，是年龄相近、习性相似的同辈，一起任侠放荡，一起横行乡里。

后来曹操起兵讨董，他们带着全部人马加入。曹仁“阴结少年，得千余人”，把全部家底押给了曹操。曹洪在曹操战败、坐骑倒毙之际，翻身下马，说了一句话：“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曹纯统率虎豹骑，随曹操击败袁谭，横扫河北。

这种关系，如果用传世文献里总结，就是“亲”。这种“亲”连带的是彼此拼力而为，愿意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信”。那是汉代游侠之风的遗存。荀悦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重然诺，轻生死，为同类两肋插刀。这种信不是制度，是以名誉和情义为契约的。

综上，曹操和同辈族兄弟，既亲密又相互信任。

而对于后辈，曹操不只是枭雄，更是一位宽厚长辈。曹真的父亲为救曹操战死，曹操把他收养在府中，“使与文帝共止”——与曹丕共同生活。族子曹休十几岁丧父，携母亲渡江避难，后来响应曹操举义，改换姓名辗转来到荆州，又暗中从小路向北返回，曹操“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夏侯渊的儿子夏侯称，名气大得曹操都听过。曹操握着他的手，大喜说出：“我得汝矣！”让他与曹丕结为布衣之交。何晏、秦朗因生母被曹操纳为姬妾，进而成为养子，史书载“见宠如公子”。秦朗生性谨慎，何晏却无所惮惧，服饰比拟太子。曹丕恨得牙痒，每次不叫名字，只喊“假子”。对于曹丕的不满，曹操不以为意，甚至当着满座宾客说：“岂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天底下，哪有像我这般疼爱养子的？生于北方、与乌桓亲近的阎柔，同样备受曹操重视。《魏略》载：“太祖甚爱阎柔，每谓之曰：‘我视卿如子，亦欲卿视我如父也。’”——我视你为子，也希望你视我为父。阎柔从此被托于曹丕，二人相处如同兄弟。

可以说，曹操好为人父。凡是他欣赏的亲族后辈，都被他倍加宠爱。放大来看，这是宗族内长辈对后辈的提携与照顾——只是曹操做得格外热烈。

而曹丕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与不少同辈子弟成为布衣之交（患難知己的朋友），亦有着亲密的生活经历。曹丕在《典论·自叙》里记述过这样一幕：“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麋鹿九，雉兔三十。”

子丹就是曹真。那是春末夏初的日子，空气里飘着暖和湿润的风，弓弦干燥韧性正好，野草还不深，猎物正肥。曹丕与曹真骑马出城，整天在野地里追逐，猎得九头麋鹿、三十只野鸡野兔。

君臣是后来的事，年轻时的他们，是兄弟。

二

曹操对后辈绝不止于宠爱。权势滔天的他作为当时的宗族中心，在世代交替的过程中，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曹氏第二代亲贵的栽培者。

如前所述，他安排自己的儿子与族子共处，让年轻族人彼此熟稔。他不仅待族人亲厚，更密切注视着每一个子弟的能力与动向。

曹真“常猎，为虎所逐，顾射虎，应声而倒。太祖壮其鸷勇，使将虎豹骑”。曹操曾当面称赞曹休为“吾家千里驹”，让他随同出征，“使领虎豹骑宿卫”。值得留意的是，虎豹骑自曹操起兵以来，一直由曹氏直系统领。从弟曹纯死后，曹操感叹：“纯之比，何可复得！吾独不中督邪？”——曹纯那样的人才，哪里还能再有？难道我就不能自己统领吗？从此亲自执掌虎豹骑。按此推测，曹真、曹休曾有一段时间以虎豹骑将官的身份，直接追随曹操征战南北。那些年里，曹操对二人的性情与才能甚为掌握。他对他们的信赖，是在战场上、在军帐中、在生死之间窥见过的。

最能体现曹操用心的，是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的一桩安排。那年刘备遣将吴兰屯驻下辩，曹操命曹洪率兵征讨，以曹休为骑都尉，参曹洪军事。出发前，曹操对曹休说了一句极不寻常的话：“汝虽参军，其实帅也。”——你名义上是参军，实际上是主帅。此举绝非常制。参某人军事，本意是协助主将。如第一代亲贵曹纯，当年就是以议郎身份“参司空军事”，受曹操节制。主将握有最终决定权，主次极为明确。但在这里，一切都颠倒了：位至都护将军的曹洪听到曹操的命令后，干脆把指挥权全盘委托给曹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曹操在刻意为曹休铺路——以参军之名，行将帅之实，让年轻一辈在实战中积累声望。

曹休不负所望。张飞屯兵固山，企图截断曹军后路，众将疑虑之际，曹休断然道：“贼若真想断道，应当伏兵潜行。如今先张声势，恰恰说明他们做不到。应趁其未集，急击吴兰。吴兰一破，张飞自然退走。”曹洪从其计，进兵大破吴兰，张飞果然退去。汉中之战后，曹休因战功拜为中领军——“总六军之要，秉选举之机”，位高权重。这一切，都可以说是曹操的设计。

夏侯渊的侄子夏侯尚亦然。魏国初建，夏侯尚迁黄门侍郎，官秩不过六百石，却是“掌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的近臣要职，直接侍奉身为魏公的曹操。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代郡乌丸起事，曹操再以夏侯尚参谋曹彰军事，协助征伐。日后，夏侯尚更受命持节，护送曹操的棺木由洛阳返回邺城——那是死者对生者最后的信任。

简言之，曹真、曹休、夏侯尚，都是曹操亲手提拔、刻意栽培的亲族子弟。他们曾与曹丕共同生活，关系密切；他们在曹操的注视下历练成长，深得宠信。

曹丕登基后（黄初元年，220年），这些人成了曹魏军权的支柱。曹休迁征东大将军，领扬州牧；曹真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夏侯尚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三人紧紧握着魏国的地方军权。

曹丕曾下诏给时任征南将军的夏侯尚说：「卿腹心重将，时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夏侯尚收到后便向人展示，以示二人关系亲密。诏书中的措辞，连蒋济都斥为「亡国之语」，曹丕只得派人追回前诏。可见其内容已超越一般的君臣之交。

又，夏侯尚病重，曹丕亲临探望，执着他的手流泪。夏侯尚死后，曹丕在诏书中写道：“尚自少侍从，尽诚竭节，虽云异姓，其犹骨肉，是以入为腹心，出当爪牙。”——在内是心腹，在外是利爪。这话不轻。

同族兄弟间虽然亲密，但上个世代与下个世代之间存有隔阂。曹丕年轻时曾向曹洪借钱，曹洪没有答应，曹丕一直记在心里。黄初七年（226年），曹丕借故要处死曹洪。曹真在旁求情：“今诛洪，洪必以真为谮也。”——现在诛杀曹洪的话，他一定会认为曹真我是进谗言的人。曹丕冷冷地回道：“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我自己处理此事，你何必干预呢？可见不论曹丕与曹真，均没有与曹洪交好。最后是曹丕生母卞太后出面才保住曹洪性命。她对曹丕说：“梁、沛之间，非子廉无有今日。”——当年你父亲起兵，没有子廉（曹洪），哪里会有今天？

上一代亲贵是曹操的兄弟，曹丕对他们终究隔了一层。他真正亲近信赖的，是那些和自己一起长大的“族兄弟”。

三

曹丕之子曹叡出生时，祖父曹操已据有中原，成为北方最具实力的诸侯。曹操很喜爱这个孙子，“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异之，曰：‘我基于尔三世矣。’”每次朝宴聚会，曹操让年幼的曹叡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之中。但那时的邺城，世子之争正是火热。曹操诸子争嗣，曹丕与曹植各结党羽——曹丕最终胜出，但从此充满戒心。曹叡的母亲甄氏在曹丕即位后失宠，因有怨言被赐死。曹叡从备受众望所归的皇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失母的孤儿。曹丕久久不立太子，甚至有意以京兆王曹礼取代他。《魏书》记载曹叡在东宫的岁月：“自在东宫，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唯潜思书籍而已。”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只是埋头读书。不是他不想，更多的是他不敢。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曹叡，倾向集中权力于手中，与亲贵的关系和父辈、祖辈截然不同。史料中记载明帝即位前曾有交往的宗室，只有曹宇和曹爽两人。曹宇是曹操之子，“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翼之”；曹爽则是曹真之子，“少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世语》说曹爽“少与明帝同笔砚”——小时候和明帝一起学习。这些记载都很短，但没有一同策马狩猎，更没有於战场上生死与共。

即位后，明帝确实亲近某些亲贵。秦朗是曹操养子，明帝出行时常常随从，政事上也听取他的意见，还亲昵地喊他的小名“阿苏”。曹休的儿子曹肇、曹纂也深受宠爱。《曹肇传》说他们“寝止恒同，常与帝戏，睹衣物有不获，辄入御帐，服之径出”——一起睡觉，一起嬉戏，看到对方有自己没有的衣物，直接钻进皇帝的帐子里拿出来穿上就往外走，随意到这种地步。

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秦朗在政治上“终不能有所谏止，又未尝进一善人”。曹肇官至屯骑校尉，曹纂是殄吴将军，都不是中枢要职。这些亲贵被亲宠，却没有掌管军国大事。那么，真正的权力在哪里？在直属皇帝的中书省。曹叡一朝的特征是“政自己出”——政事由他亲自处理，即大权独揽，不假手于人。因此，中书省就变得异常重要。刘放任中书监，孙资任中书令，“并掌机密”，号称专任。《三国志》说“明帝即位，尤见宠任”。《辛毗传》说得更直白：“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刘放和孙资既不是曹氏宗亲，也不是沛国故人，但他们是帮助皇帝集中权力，让皇权延展的工具，因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

太和五年（231年）七月，曹植上了一封奏疏。他写道：“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权力所在，关系再疏远也变得重要；权力离去，血缘再亲近也变得轻微。

曹植写这份奏疏的时间值得留意。太和二年（228年）九月，曹休在石亭之战中大败，不久去世。太和五年（231年）三月，曹真病逝。两人在世时，曹魏的地方军权还是由亲贵掌握。但他们死后，接替的不是曹魏宗室。满宠以前将军的职位都督扬州诸军事，接掌了曹休的职务；司马懿接掌了本由曹真负责的对蜀防线。“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曹植这样写道。他看到了问题，但无能为力。明帝“辄优文答报”——用一封措辞客气的回信打发了他。

为什么明帝不重用亲族？不是他不亲近亲族。有学者指出，是这些新世代的亲族能力不堪，加上有更适合、更有经验的人选去接掌本由亲族掌握的位置，于是这些亲族未被委以重任——但是，或许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明帝没有信任他们。

曹操与夏侯惇同车共乘、共卧一室的信任，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培养的。那一代人一起经历过任侠放荡的岁月，一起在战场上厮杀，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上下关系，可以直言相劝，可以以命相托。曹丕与曹真、曹休、夏侯尚共止长大，打猎郊游，那份关系同样不是君臣二字可以说清。

曹叡呢？他从小活在父亲的猜忌之下，连朝臣都不敢交往。他的生存策略是“潜思书籍”，是“不交朝臣”，是小心翼翼地不要引起任何怀疑。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不可能像祖父那样与宗族子弟打成一片，也不可能像父亲那样与亲贵共同长大。他与亲贵的“亲”，只是宫廷范围内的亲近，是对个别的人的宠爱，不是那种共同生活的信任。

更深一层的，还有一个很少被注意的变化：曹氏一族政治地位的上升。曹氏是大族。曹操祖父曹腾做过中常侍，父亲曹嵩当过太尉，当是族内最重要的一系，但与族人之间，并无太大的上下之分。曹操与夏侯惇、曹仁等族人年龄相仿，他们气味相投，是地方的任侠。他们之间没有尊卑之分，没有礼法束缚。这群人后来成了他的臣属，但那种关系的底色不是君臣，是兄弟。

到了曹丕一代，情况已经不同。曹丕出生时曹操尚未称霸，所以他还有机会与族中子弟“共止”长大，还能和曹真在邺城郊外打猎。

但到了曹叡的时代，曹操已经是魏王，曹丕继位不久便已称帝，曹家是皇族了。皇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礼仪，意味着禁卫，意味着不能随便出门，意味着身边的人要恭恭敬敬。当年曹操与夏侯惇同车而乘，那是豪族领袖与部曲将之间不拘礼节的亲昵。曹丕与曹真打猎，那是宗族子弟的青春记忆。到了曹叡，他身边再没有那些可以如此亲密的从兄弟。这就是曹魏皇帝与亲族间，“亲”与“信”分离的另一个原因：曹家从豪族变成皇族，那些原本靠着共同生活经验维系的亲密关系，随着宫墙的竖起而逐渐稀薄。

景初二年（238年）冬天，曹叡病重。他没有儿子。养子曹芳年幼，将来谁来辅政？曹叡最初的想法是：“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他找孙资商量，说要让“亲人”掌握军政大权。中书省孙资提出：亲臣贵戚虽应掌权势及兵权，但“宜使轻重素定”。若亲臣的实力、宠爱相等的话，会使彼此互不相服，产生分歧；后以过去两汉著名的辅政大臣为例，建议明帝选定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最后，他提出“亲”与“信”应是明帝选择辅政大臣的首要条件。

基于孙资的建议，曹叡最终选择了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与夏侯献、曹爽、曹肇、秦朗共同辅政，五个人都是亲贵。经过多年权力上的疏远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曹叡选择任用亲人。

这番安排触动了刘放和孙资，因为秦朗、曹肇、夏侯献早对刘放、孙资专权不满。《世语》记载，秦朗和夏侯献曾在殿中的鸡栖树下相会，指着那棵树说：“此亦久矣，其能复几？”——这棵树也长了很久了，还能再长几年？指桑骂槐，说的是刘放和孙资。《汉晋春秋》又载，刘放、孙资一直想离间曹叡与秦朗等亲贵的关系，只是曹宇常在曹叡左右，未有机会。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亲贵掌权，刘放和孙资的日子就到头了——于是当曹叡病危、意识模糊之际，二人在曹叡耳边力劝改易辅政人选，力言这些亲族成员难堪大任。曹叡免去了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的官职，只留下曹爽一人，并召回了在外领兵的司马懿。“帝独召爽与放、资俱受诏命，遂免宇、献、肇、朗官。太尉亦至，登床受诏，然后帝崩”。那天夜里，司马懿被引入卧内。亲与信的角力，在皇帝病榻前有了结局。

曹叡在决定上反复，或许是想到凡年幼的皇帝，成年后也难以节制众多亲贵。而且，让关系基础（如世代并不相同）并不一致的亲贵一同负起辅政重任，可能会导致他们内部相互争权逐利。或许，对于近臣的信任，压倒了皇帝与亲族间之亲。曹叡没有想到，他留下的这个组合将会上演怎样的结局。

十年后（249年，正始十年），高平陵。

曹爽兄弟陪同少帝曹芳出城谒陵，面对司马懿的多年隐忍，自以为大势在我——没有亲信留守洛阳，也没有带上多少士卒。司马懿於曹爽兄弟走后关闭洛阳城门，控制武库，禁军失去了装备；占领皇宫，握有理论上极有权威的郭太后。他指控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郭太后不知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又或者受胁迫下准奏——但结果是，司马氏的行动因而有了正当的根据。

司马懿又出兵于洛水浮桥，守在高平陵回京城洛阳的必经之路上。那一刻，曹氏亲贵并没有握有地方兵权，国中没有宗室拥兵，城外也没有任何支援。只有桓范冒险矫诏出城劝曹爽带皇帝去许昌，调集四方军队对抗司马懿。曹爽犹豫再三，看着身边的年幼皇帝和兄弟，决定投降，相信司马懿可保平安富贵的承诺。

这一切与曹叡亲信中挣扎的那个冬夜，不无关系。

跋

曹植在《辅臣论》中这样描绘曹操与曹仁间的关系：“入毗皇家，帝之股肱。出作侯伯，实抚东夏。”

亲贵本该是曹魏皇权的股肱与屏障，是曹操从沛国谯县走向天下霸主的路上，最亲近的一群人。但亲密需要共同经历来养成，要在平等的土壤里才能长出信任。当曹氏从豪族变成皇族，当宫墙越来越高，当殿上的皇帝越来越孤独，那些本来可以成为“股肱”的人，变成了没有太大实权的宠臣、玩伴或侍从了。

想到自己年幼的养子曹芳，曹叡在病榻上决定起用亲贵来“广据职势”，保障曹芳的未来。但他又没有想通另一点：他自己也没有真正信赖亲族，所以在亲与信之间反复摇摆，最终选择了信，听从了孙资、刘放的建议。

“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这句曹植写给明帝的谏言，最终成了曹魏亲贵的讣告。

（本文改写自陈伟《曹魏皇帝与亲贵关系述论》，《东吴历史学报》44（2024，台北），页39-83。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