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儿童文学而言，“真”的书写应有对人性本质和生命价值中“真”的寻找和叩问，且需照应到小读者心灵和精神的需求。那当我们的笔触聚焦于弱势群体、校园霸凌、心理问题等沉重的现实主题时，如何艺术而有力量地呈现外在的、内里的“真”呢？笔者以有限的阅读和写作经验略谈一二。

平视的目光，人文的精神，从现实之真，走向光亮

要介入现实之“真”，创作者需真正地看见书写的对象，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处境和困境，既不俯视，也不仰看，而以平视的目光，去感受，去共情，并以儿童视角为锚点，既不回避现实的困顿，也不渲染苦难。

《我是白痴》是台湾作家王淑芬创作的儿童小说，以智障儿童彭铁男为第一视角，书写了其作为特殊群体的日常校园生活。这本小说之所以赢得读者喜欢和深度共情，就在于作者能看见彭铁男内在的良善和纯真，在情感上不是视其为异类，而是将他作为一个独特的、有生命温度的“人”，去体贴，去温情相待。

我们书写“真”的目的，不是要展示人生和世界的残酷，而是让读者明了黑暗中终有火炬，惊涛骇浪里终有港湾，在生活之艰和生命的低处都终有希望——这是儿童文学的“底色”，也是其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关键。

拙作《大熊的女儿》讲的是一个女孩发现父亲罹患上异形症，变成了熊，为帮助他恢复原形，带着他回到曾经生活的城市。小说书写的是现代社会环境下，部分成年人精神上的萎缩和异化，但因有儿童精神的介入，终让父亲恢复原形，作品中始终洋溢爱和希望。这和卡夫卡《变形记》中的彻底绝望是迥然不同的。

在《我是白痴》中，作者抓住彭铁男和其他孩子的相通处——渴望被爱、被认可，写出“同”，同时又抓住他作为智力缺陷孩子的“不同”。两者相互交织，形成张力，既没有回避“被歧视”的现实之真，也没有让故事的走向陷入灰暗，而是始终有温暖和明亮，彰显出作家内在所秉持的人文精神。

我们在书写问题孩子、弱势群体以及英雄人物时，容易陷入标签化、脸谱化的书写，把角色道具化，写成被同情、被仰视的符号，而忽略掉其独有的个性，以及人性中的斑驳，所设置的故事背景也容易过滤掉生活和社会的复杂性，呈现出干净和纯美。这是对“真”的书写，还是写作上的讨巧、精致或偷懒呢？

《我是白痴》的典型之处，就在于作家没有把彭铁男塑造成“完美的受害者”，而是还原了他作为“智障孩童”的真实模样，比如他将答案全部写“1”。这种去标签化的书写，让“智力障碍”不再是角色的全部，而是他的一个特质。同样，其所处环境也是复杂多样的，有嘲笑彭铁男的同学、有言行中歧视他的老师。这种对人性斑驳和环境复杂性的呈现，让现实之“真”变得可靠可信，也让作品自然有了深度。

以细节之真，以幻想之形，让现实之真走进虚构之真

对细节真实、准确的书写，是创作者和读者建构信任的基础，是现实之真走进虚构之真的根底。这种书写，我们常依赖于认知、记忆、经验和感受，但有时也会犯下常识性的错误。我就曾在小说里写错栀子花盛开的季节，记忆里它真实地盛开在雾蒙蒙里，却忽略了是在上学很早的清晨所见。细节的真实可靠里，藏着创作者独特的生命烙印，除了创作者用心地、敏锐地去观察和揣摩，去更多地积累和储备，可能无捷径可走。

在《大熊的女儿》中，我通过变形的方式，对成年人精神上真实的困境和萎缩，进行了变形处理，也就是让真实的精神境况变得具象化，让读者更能感知和理解。

而在新近的童话《奇迹山林》里，我则书写了一只山魈因人的善被抚养成长为人类的女孩，又因人性中对异类的恐惧和害怕，结果这个女孩又被逼做回山魈。我通过民间童话的形式，写出了集体对异己者的排挤、霸凌，也写出了人性中真实的面相。

这些作品中虚构和幻想的“真”，是对精神和人性层面“真”的书写，是以幻想之形书写现实本质和根底上的“真”。

众所周知，儿童的身上有部分成年人已失去的宝贵东西，好奇心、无功利心，对外界和自我的探索欲、无限的想象力、强烈的情绪表达和自在的游戏精神等等。要书写出这些童年精神里的“真”，一名儿童文学创作者应有自省力，察觉到自己的认知、经验里是否有阻碍我们探索童心的东西。觉察到我们内心既有的规训和束缚，是否阻碍我们去看见和拥抱自己内在的孩童。并能由此出发，去深入地观察和了解身边的孩童，去洞察和捕捉穿着铠甲、戴着面具的成年人内心深藏的孩童。唯有懂得自己内在的孩童，看见更多他者的孩童，才可能看见一个个具体的童年，而我们笔下的世界才可能呈现出天然的真气，否则容易陷入伪饰的写作，终被读者识破。

以生命之真为根，抵达文学之真

儿童文学介入现实之“真”，从来不是要给出“标准答案”，而是要激荡起读者的情感和思考。《我是白痴》《大熊的女儿》《奇迹山林》的结尾都没有刻意安排“大团圆”，彭铁男没有变聪明，嘲笑他的同学没有道歉，大熊的女儿没有和苦寻到的妈妈在一起，做回山魈的女孩和人类也没有达成完全的和解。这种留白式和不圆满的结尾，是对真实生活逻辑的尊重，也是对现实的尊重。这种尊重，是一种勇敢的承担，是希望读者在直面现实后去发现生命过程的价值和意义。

而对生活逻辑的尊重，本质上是要求书写者以自身生命之真为底色，避免脱离现实。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29幅年画》再版时删掉了一半的文字，做出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创作之初我把许多“自以为是”的东西放了进去，没有做到正视和凝视自身情感背后的灾后创伤，让泛滥的情感淹没了故事应有的逻辑性和生活性。这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当我们创作作品时，应直面自身的真实情感，才能避免用虚假的情感包装故事，才能赋予作品“生命之真”。也就是要敢于去直面、去凝视那些真实的东西——既包括所书写对象的真实面，也包括自己内心的真实面。写作中的真诚，首要的是对自己的真诚，有勇气承认和看见自己的阴暗面和创伤，去正视自己的好和不好，去凝视自己人性中的不堪，从自己的身上看见群体和人类的缩影，看到不足，也看到美好，看到黑暗，也看到明亮，通过自己，去书写他者和世界。

唯有真诚、真情、真挚方可抵达现实的、本质的“真”。身为创作者，可以写得慢一点、笨一点、拙一点，但应让书写时的状态、书写出的文字都成为我们真实生命存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