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是什么职业？

弘中惇一郎是日本最著名的刑辩律师之一，他说：

站在人权受到压制的人身边，拥护他的权利。——我认为律师本该是这样的一个职业。

弘中惇一郎执业50余年，接手案件近2000起。他多次在几乎注定败诉的官司中实现逆转，为委托人争取无罪判决，被誉为“无罪辩护人”。

在《律师与权力》中，弘中律师记录下职业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20多起案件。书里有大量真实发生过的轰动案件：

官员被诬陷贪污，如何翻身？

医生被媒体塑造成“杀人魔”，如何证明清白？

普通人被冤枉成“色狼”，如何挣脱泥潭？

为何要给全日本都唾弃的“杀妻恶人”三浦和义做无罪辩护？

……

他不轻信媒体的报道，也不屈服于官方和舆论的压力，坚持实地调查、自主思考，直至真相水落石出。

当你面对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你该如何自保与反击？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答案的范本。弘中惇一郎，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事：代表弱者，对抗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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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与权力》序

文 | 弘中惇一郎

译 | 孙逢明 李永丽

来源 | 非虚构时间

1970年4月，我成为执业律师，当时我24岁。

当年11月发行了一首民谣，叫《不了解战争的孩子们》（作词：北山修，作曲：杉田二郎），第一句歌词是“战争结束后我们出生了，不了解战争我们就长大了”。我生于1945年10月，正是第一批“不了解战争的孩子”。

从那之后过了半个世纪，我接手的案件数量达到了近2000件。

在这50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刮过各种各样的风。回首往昔，我感觉有很多案件让人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了“时代之风”。

20世纪70年代初，是针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和学生运动最为高涨的时期。作为一名新手律师，我最初负责辩护的对象是在东大斗争中被逮捕的学生们。后来，我又接手了药物引起的副作用和众多医疗事故案件、导致小学生死亡的交通事故案件等，为那些遭遇突然降临的灾祸的人四处奔走。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起案件，成为我律师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三浦和义事件。三浦先生被报道成了“凶犯”，说他在洛杉矶旅行期间，为了获得保险赔偿，雇凶枪杀了妻子。之前我主要是为帮助“市井之人”开展辩护活动，而三浦先生是遭到媒体谴责的“恶人”。

日本大多数国民都相信三浦先生是有罪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之所以愿意为他辩护，单纯是出于作为律师的好奇心：“如此受到社会关注的案件的真相是什么呢？”本来我就没有100%相信媒体报道的内容。

1984 年1 月开始在《周刊文春》上集中连载的《可疑的枪弹》第一篇，质疑三浦和义与其妻三浦一美的死脱不了干系

我和三浦先生见面之后，在听他详细讲述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是一个诚实且值得信任的人，和媒体塑造的“恶人”形象截然不同。他毫无保留地对我讲述了关于这个案件他所了解的事实，也没有否认媒体抨击他的混乱的男女关系。在后来为他辩护的过程中，他也从来没有对我撒过谎。关于在法庭上争辩的方针，他在明确阐述自己意见的同时，也认真倾听了辩护团的意见。

和委托人直接交谈后看到的情景，与站在媒体角度看到的情景全然不同。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辩护团曾多次飞往洛杉矶，查看案发现场。在三浦夫妻遭遇枪击的停车场，我们反复重现三浦先生讲述的案发状况，从目击现场的大楼以及周边的其他大楼上确认了该停车场的位置状况，与目击者见面并打听他们看到的情景以及当时的记忆，尽最大可能地进行现场调查，对证据和证词进行了彻底分析。

我们进而反驳了一审法院对三浦先生作出的有罪判决的逻辑，推翻了检方的主张，在上诉审判中逆转了形势，赢得了无罪释放的判决结果。

由于媒体对洛杉矶疑案的报道，三浦先生被塑造成了“恶人”。检方想借着舆论的力量使他陷入有罪的局面。如果在上诉审判中我们的主张被驳回的话，他很可能就会因为被冤枉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就是这样处于极为弱小的地位。

经历了三浦先生的案件之后，我又多次为那些受到社会敌视的人或因遭陷害而受到敌视的人进行辩护。曾任厚生省官员的村木厚子女士、政治家小泽一郎先生和铃木宗男先生、药害艾滋病事件中的安部英医生、日产汽车前会长卡洛斯·戈恩先生等人都是被国家权力和媒体塑造的“恶人”。

这些都不是普通的案件。在二战后的刑事审判中，我在多个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案件中担任辩护人，从正面与检察官作斗争，争取了村木女士、小泽先生、安部医生的无罪释放，都是我引以为傲的事情。关于铃木先生的案件，现在还处于申请再审的阶段（截至2021年10月），至于戈恩先生的案件，由于他“跨国逃亡”，暂停了公审，不过我坚信他们二人是清白的。

作为律师生涯的一个节点，除了前文提到的案件，我还在本书中列举了迄今为止接手的案件中印象尤为深刻的部分，阐述了我的应对方式。我当了50多年律师，切实感觉到自己是在时代的风雨飘摇中一路奔跑来到了今天。

律师与权力

“律师”是什么职业？

与国家权力对峙，站在人权受到压制的人身边，拥护他的权利。——我认为律师本该是这样的一个职业。

与权力划清界限，这应该是律师的生存方式。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掌权者想要打造的体系和法案，律师会基本上持批判和反对的态度。例如，在我成为律师后的第5年，人们纷纷议论说要对《刑法》进行全面“修正”。1974年5月，作为法务大臣的咨询部门，法制审议会答复的《刑法修正草案》中，包含扩大处罚范围、加重处罚力度、保安处分（指为了矫正、治疗犯罪人或有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补充刑罚或代替刑罚的处分）等内容。

日本律师联合会出于拥护基本人权和民主主义的立场，批判了这份草案，开展了强有力的反对运动。我在电视新闻中得知此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申请加入委员会，然而据说委员虽未公开但已经决定好了，如果我有意愿的话，他们建议我加入日本律师联合会内部的“阻止《刑法》‘修正’执行委员会”的秘书处，我马上答应了。从那以后，我参与制作书籍、宣传册、电影，散发传单，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事。

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律师会的这种在野精神变弱了。似乎出现了一种风潮：即使律师与国家权力合作，或者掌握部分权力，也觉得很正常。其象征就是律师中坊公平先生统率的“整理回收机构”（RCC）。

RCC是由政府主导设置的，目的是回收破产的“住宅金融专门公司”（专门提供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简称住专）的债权。以顾问的身份参与RCC的律师约有100人，他们与警察协作开展债权回收工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律师与政府联手工作的体制，中坊先生满怀自信地说：“律师的职务范围拓宽了。”但是，后来由于对中小企业等采取了严苛的债权回收方式和欺诈类行动，RCC受到了强烈的批判。

站在掌权者一方也许是一种很舒适的选择，不过律师本来的职责是守护人权，反映在刑事案件中就是守护嫌疑人（所谓的嫌犯）和被告人的权利，最优先考虑他们的利益。假如律师自以为是为了公民和受害人，而轻视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那将是非常危险的状况。

最近有人在议论，建议律师和法务省一起负责制定法律，我对此也很担忧。由于司法改革，律师的人数增多了，我感觉律师的定位逐渐从“在野”转移到了“掌权方”。

但是，从刑事辩护的角度来说，律师的职责非常明确。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做法，尽一切手段守护嫌疑人和被告人，为他们辩护，这才是辩护人应该做的事。这是世界各国共通的问题，《日本国宪法》中也有明示，不应该存在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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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结构和诉讼策略

在本书中，我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了在迄今为止负责过的案件中采用的诉讼策略以及具体的战略战术。涉及每个案件的当事人、负责该案件的检察官和法官时，也尽量以实名记录。

《律师与权力：事件簿①》中记录了以下案件。

在第一章中，介绍的是国策搜查（检察厅，尤其是特搜部基于某种政治意图进行的搜查）的问题。开头的村木厚子事件，是特搜部强硬的国策搜查引发的丑闻——前所未闻的“检方篡改证据”事件。接下来的小泽一郎事件和铃木宗男事件都是国策搜查造成的典型的冤案。

在第二章中，介绍的是与学生运动相关的刑事公安事件，例如为一个美国人辩护的马克林事件（他因为参加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而被驱逐出境）、东大审判（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生因不满研修医制度占领东大安田讲堂的事件）以及赤军派发动的大菩萨岭事件等。虽然普通人大多不了解马克林事件，但只要是法学界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案件，我们主张应当保障在日本的外国人同样享有《日本国宪法》中规定的基本人权，这一主张得到了认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判例，被选入了所有的《刑法》教科书中。

在第三章中，介绍的是医疗受害的问题。主要是围绕氯霉素以及氯喹酿成的悲惨的药害事件和四个医疗事故的诉讼。医疗事故问题在我的律师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氯喹全国统一诉讼原告团在东京的霞关游行，准备去起诉。（Kyodo/Kyodo News Images）

第四章中的三浦和义事件是当时的媒体竞相恶意报道的案件。在我的律师活动中，报道问题是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另外，如前文所述，在这个案件中，我通过多次前往现场进行脚踏实地的调查，得以描绘出了辩护方主张的整体构架。“充分勘察现场之后再探讨证据”的重要性，也是这一章的一大主题。

我在从事辩护活动时贯彻的方针之一就是“用自己的头脑和脚步处理案件”。例如，即使被其他律师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忽略的部分，如果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儿”的话，就不会视若无睹。不被他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动脑思考，实际去现场亲眼确认一下，主动行动起来深入挖掘疑点，往往会发现破解案件的关键。所以，我总是绞尽脑汁地思考。

无论实际业务的先例和过去的判例如何，都要不怕失败，用自己的头脑和脚步处理案件，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律师与权力》既不是启蒙书，也不是教科书。我只是记录了几个偶然遇到的案件，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处理、如何苦战的。这两册书可以说是“事件簿”。欢迎大家从自己感兴趣的案件开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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