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爆发于1894年，最终清朝战败。这场战争并非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日本早已对中国心怀觊觎之心，数百年来都在寻找机会打破中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同时，随着日本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科技与发展模式，经济也逐渐转向外向型，他们急需打通与欧洲的通道。作为一个岛国，日本迫切需要寻找陆地跳板，走向世界，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在历史的早期，日本曾是中国朝贡体系中的一员。汉朝时期，日本向汉朝称臣、朝贡，当时日本被称为倭奴。《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光武帝曾赐予日本倭奴国王印信，象征着汉朝对其的统治与影响。 日本在不断挑战中国的政治权威。在唐朝时期，日本支持朝鲜的百济对抗唐朝，而唐朝的军队最终击败了倭国。当时，朝鲜的高句丽、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太宗和唐高宗分别派兵支援。唐高宗时期，唐军在白江口战役中打败了倭国。 这一战败使日本深刻认识到与唐朝的差距，随即派遣遣唐使赴中国学习，吸收中国的文化精髓。中国成为了日本的文化母国。日本在政治、文化、建筑、服饰等方面纷纷效仿中国，甚至在很多方面紧跟中国的步伐。武则天时期，中国为倭奴国正名，将其称为日本。

元朝时期，尽管中国两度东征日本并未成功，但日本却未因此轻视中国，反而认为这些失败不过是偶然。到了明朝，日本不愿再做中国的藩属国，开始寻求平等交往的机会。 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迅速占领了朝鲜。他一度认为自己势如破竹，并且在给养子丰臣秀次的信中豪言要成为大唐关白，并计划将日本天皇的国都迁到明朝的北京。可是，明朝迅速响应，派遣大军入朝抗日，最终大败倭军，尤其是在海战中，彻底摧毁了倭寇的海军力量。 尽管这次侵略失败，但日本一直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他们渴望在东亚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到了清朝时期，明治政府公开为明治天皇授予尊号。清朝的华夷秩序下，皇帝这一称谓本应是独属于中国的，而明治政府的这一行为显然是在挑战大清朝的权威，是对清朝皇帝的轻蔑。由此可见，日本已经不再甘愿做中国的小弟，而是开始向中国发起挑战。

随着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冲突愈发激烈，情况变得复杂。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和平通商协议，不仅打开了市场，还与其他国家展开了贸易，确定了外向型经济的路线。到了1862年，日本商人开始要求中国向日本开放贸易，要求在上海进行贸易。清朝的大臣们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日本在经济上远不如西方列强，不具备与中国平等通商的资格。直到1871年，清朝才与日本签订了通商协议。 日本的外向型经济意味着他们的资本与商品需要通过世界其他地方才能畅通无阻，而日本作为岛国，显然需要找到通向世界的陆地桥梁。第一个目标便是朝鲜半岛，通过朝鲜半岛进入辽东半岛，再到达西伯利亚，最终与欧洲接轨。另一个方向则是从中国南部，通过台湾进入华南，然后向南亚拓展。 这意味着日本的全球经济布局必然会损害到中国的利益。清朝认为，虽然日本可以拓展经济，但不能侵犯中国的利益，必须绕道而行。 从1860年开始，清朝与日本的矛盾逐渐加深。清朝仍看不起曾经的小弟日本，未曾将其视为平等的国家。在当时，欧美事务由总理事务衙门负责，而日本事务则由直隶总督负责，清朝始终未对日本采取与西方列强相同的待遇。日本则希望清朝能够像对待西方国家一样对待自己，双方的摩擦逐渐升级。

1875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这是一份绕过中国的条约，因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在条约中，朝鲜与日本被视为平等的关系，而不再是中国的附属国。此后，日本加速了对朝鲜的渗透，迅速超过清朝在朝鲜的经济影响力，朝鲜朝廷逐渐形成亲日派，排斥中国的影响。 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清朝自然要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而与日本的矛盾也愈演愈烈。这场矛盾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也蔓延到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朝鲜对于清朝来说，是一块重要的战略要地，毕竟它离京城很近。若日本控制朝鲜，便等于为进攻中国打开了一条跳板。由此，中日因朝鲜问题发生冲突几乎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