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同济大学中文系、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1980年代的文学-社会：乡村与城市之间”研讨会，会议汇聚了来自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与会学者们认为，1980年代文学不仅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巨变的见证，更蕴含着对当下仍有启示的思想资源。

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

“近年来，我们在思想层面并没有基于城市社会形态的经验来发展思想，而是依然从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思考出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何浩在发言中指出，如何将20世纪诸多实践经验进一步转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基于这种思考，何浩从档案研究中发现，1980年代初城乡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充满张力的复杂网络。

然而在1980年代的文学书写中，却常常将城乡差异固化为对立，导致农村书写“由实向虚”。“乡村和城市是互相借力、互相生产的关系，不能孤立讨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倪伟提醒：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小说需要重新展开谱系学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构文学史图景。

这一观点得到社会学研究者、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魏程琳的实证支持。通过700多天的田野调查，她对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土社会转型有了深刻地体认：传统乡村社会正经历“原子化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形成”，农村已经从“以生产为主的空间”成为“以生活为主的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石岸书从文学制度角度切入，分析了文学在1950-80年代如何成为城乡流动的中介。他指出，当代文学的特殊建制使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承担了辅助社会流动的功能，许多基层文学青年将写作视为改变命运的途径。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李音则从作家王尧的《民谣》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部小说采用口述史般的混杂文体，打破了知识分子与乡村之间的隔膜，让不同人群的生命经验得以真诚对话。

从档案到田野，从小说到现实，学者们共同挑战着非城即乡的简单二元论。

改革洪流中的个人命运

宏观视角之外，学者们的目光也投向了改革洪流中的个体命运。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羽通过《鲁班的子孙》揭示了一个深刻矛盾：老木匠与小木匠的父子冲突，不仅是代际差异，更是“改革内部不同逻辑的碰撞”。这部曾被批评为“逆潮流”的作品，实际反映了改革初期的内在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凯丽关注的是韩少功《月兰》中的农村妇女命运。她发现，月兰的悲剧不仅是个体苦难，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民主体无法真正参与合格革命”的结构性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凤媛对汪曾祺《异秉》的重新解读令人耳目一新。她认为，汪曾祺笔下的小城镇市井生活，不仅是怀旧抒情，更是对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敏锐回应。小生产者通过勤劳致富的故事，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改革浪潮。

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海霞对《黑娃照相》分析指出，黑娃拍摄彩色照片的冲动，象征着农民从被动消费者变为“主动占有市场的主体”。这个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是全球化贸易网络已悄然深入中国农村的现实。

从父子冲突到妇女命运，从市井生活到农民消费，这些微观个案共同勾勒出大时代转型的生动面貌。

文学与当代的对话

从“城-乡”出发，是对1980年代文学-社会研究的视野更新，更是为了与当下中国的对话。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符鹏指出，1980年代城乡流动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变化，更是“城乡意识的转换”。这种意识转变比物理变迁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自我的认知。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罗萌通过分析1980年代城市电影，揭示了有趣的矛盾：电影表面上展现城市生活，骨子里却是“非都市的视角”。这种矛盾恰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城市化进程的复杂心态。

同济大学张屏瑾教授对王安忆《流逝》的解读，将讨论推向新境。她发现，小说中少奶奶欧阳端丽在“文革”后反而感到失落，这种“眩晕感”揭示了劳动价值被消费社会快速替代的困惑。这一发现让1980年代文学与当代消费社会产生了直接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陈海洋的发言，则体现了年轻学人的新鲜视角。他从浩然《苍生》中的村干部形象入手，发现改革不仅是政策转变，更是日常伦理的重构。这种从基层视角理解历史的方法，为研究提供了新可能。

从意识到视角，从价值到方法，1980年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的对话远超表面相似性，触及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

圆桌讨论上，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昶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砂丁提出，与以往研究不同，当下对1980年代文学的重新关注不再简单将那个时代问题化，而是试图在作品缝隙中寻找历史的多重可能性，唤醒那些“沉睡”的思考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