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疆域，或者某个地方，我们经常听到“自古以来”这个词语，以此主张领土主权。

但问题是：何谓“自古以来”，中国自古以来的依据何在，以色列拿着圣经主张迦南领土主权能不能叫“自古以来”？

其实，以色列对迦南领土主权的最多只有圣经中的“自古”（“自古”真不真不好说，因为只有圣经记载，以色列考古问题太多），却没有“以来”，但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自古以来”，其中基本既有“自古”、也有“以来”，是货真价实的“自古以来”！

史前文化中国

笔者以前写过中国史前发明陶器的文章，记得有网友评论说“当时没有中国”，所以不能将这一发明归于中国。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孤立的看待问题，难道在“人”这个概念没有出现之前古人不是“人”吗，“吃饭”概念出现之前没有“吃饭”？其实，在“政治中国”出现之前的是“文化上的中国”，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文化中国是政治中国的基础！

过去百年，中国通过考古实践表明：史前文化上中国的疆域与今天的其实差不多。这一点或出乎大家意料，但事实却是如此，学者韩建业的《周代以前文化上早期中国“边疆”的形成》一文中有详细考证，本文归纳其中几点。

首先，距今一万多年，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中东部地区的五大文化系统，彼此已有一定交流。距今8000多年时中原裴李岗文化（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新郑）异军突起，并在其带动之下，各个文化系统融合加速，初步形成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比如都“敬天法祖”、都天人合一等。

其次，距今大约7000年，中国进入仰韶文化阶段（其中庙底沟-仰韶东庄类型影响力最大），并且仰韶文化迅速向外扩散，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其中，三星堆人主要是黄河流域农民与当地人的混合，以中原仰韶人群为主。

第三，距今8000年的辽西和内蒙东部，已在早期中国文化圈内。约距今6000年之后，在中原庙底沟（庙底沟遗址位于三门峡）期仰韶文化强烈影响下，吉林中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地区成为文化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距今大约6500年，仰韶文化后冈类型和半坡类型人群向内蒙中南部扩散。距今6000年后，庙底沟文化类型突起，影响力扩散到了蒙古国南部、甘肃、青海东部。总之，在五帝时代之前，中国北疆范围主要是在甘肃西北、内蒙中南部，与今天北疆大致相仿。

第五，距今5300年后，仰韶文化晚期，甘肃马家窑文化人群向四川扩散，之后一路继续向西南、到达西藏东南的昌都市等，一路继续向南到达云南西部、广西等地。其中，也有一些从湖南等地向广西、云南扩散，与黄河流域的人群一起甚至扩散到了越南北部。

第六，距今4500年后，中原文化因素不断在新疆出现，比如距今4000年、马厂类型末期或者西城驿文化因素出现在哈密。在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彩陶和农作物黍，源自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彩陶文化大量出现在新疆，并与本地结合。总之，当时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已在早期中国文化圈内。

因此，在五帝时代的政治中国出现之前，文化上的中国范围与今天中国疆域大致相当。当然，中国文化圈是分层次的，大致可分为核心区、主体区和边缘区三个圈层，像上述其中的北疆、西疆、南疆等就位于边缘区了，而中原就属于核心区。上图玉人像，源自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

谈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文化上的传播，并不能作为疆域来看。事实的确如此，但文化上的认同是政治上认同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政治上的认同就难以谈起。

政治上的中国

文化上的中国只有一个且会持续发展，政治上的中国有些像三国演义所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说到底需要维护才能与文化中国的范围合一。

政治上的中国，起源于何时，不同学者之间或有争议，但大致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韩建业文章中认为是在五帝时代早期，距今4700余年。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政治中国之疆域，或比文化中国疆域大，或比其小，这取决于当时的国情。

上文谈到的文化中国，在政治中国出现之后，一方面中国文化圈继续巩固和发展，一方面在政治中国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距今5300年前，中国进入“古国”阶段，但从这时到夏朝之前，古国邦国范围都不大，属于区域内的政权。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石峁遗址、陶寺遗址等的人口，以本地为主，但也有远方之人，比如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中就有来自南方的人，同时石峁遗址中还有良渚文明的文化因素等。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朝，其中不少遗址中的人群来自五湖四海，比如二里头遗址中有来自青海的人。到了商朝，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而且商朝疆域范围更大，即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周朝疆域比商朝更大一些，向南越过长江抵达太湖、洞庭湖以南，向西越过六盘山，其中周朝诸侯燕国疆域包括内蒙东部、朝鲜北部。

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其疆域大致与文化中国疆域相同：向西，辖地包括今新疆及哈萨克斯坦的巴尔喀什湖以南的部分地区；向北，秦长城在内蒙中南部，比如包头就有秦长城，包头九原区麻池古城是秦代九原郡九原县故址，也是秦直道北端点；向东北，秦汉势力已到吉林和朝鲜北部，比如吉林通化的南台子古城址、秦汉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向南，已经到达越南中北部等，同时将海南岛纳入管辖。

晋隋唐宋元明清时，中国疆域或大或小，但基本是在秦汉基础上的变化，文化中国的边缘地区陆续成为政治中国，比如黑龙江地区等等。其中，汉晋时期西藏象雄政权已与中原有密切的政治联系，唐朝时进一步紧密，元朝时正式纳入中央管辖，明廷建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统辖卫藏，实施“多封众建”以分权制衡，活佛册封需明廷认证等，清朝时在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管辖。

总之，在文化中国疆域的基础上，经过数千年的融合发展，秦汉时的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疆域已经基本合一，后世在此基础上有所变化，但总体变化不大。

因此，基于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连续性（其中政治中国即便丢掉某一地的主权，但时间往往并不长，又由后一个王朝接续，但此时文化中国却并未中断），因此我们才能理直气壮的说“自古以来”。这个“自古以来”不是开玩笑，是几千年来文化和政治中国的不断演化的结果。

最后，谈及中国疆域问题，一些人总会谈到清朝，认为清朝奠定了中国疆域之类云云。但其实这种表述既不客观也不负责，通过上文可知，应该说清朝在领土方面肯定有“巩固”的贡献，而不是“奠定”，更没有什么“嫁妆论”。如果认为清朝是“奠定”，那么就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不是蠢就是坏，比如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文章《柳欢 徐海霞：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违背历史事实》中就已说明。

参考资料：

《中国历史研究院——柳欢 徐海霞：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违背历史事实》

《中国历史研究院——韩建业：周代以前文化上早期中国“边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