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变法改革最密集的时代，自魏国和秦国相继依靠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强盛起来之后，整个中原地区掀起了一套变法改革的热潮，几乎每个国家都曾经参与其中。

当然，由于国家性质不同，国家发展状况不同，各诸侯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也不尽相同。因此，几乎所有的主要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改革形式和特点。比如秦国用法治改革，韩国实行法治改革，燕国和齐国进行官僚改革，赵国进行军事改革。楚国只有变法萌芽，而没有。

春秋战国时期变法，立足改革贵族利益

贵族的改革比较彻底，实行奖农、打等政策，给了老百姓一条条出路，也对贵族的发展实力造成了较好的打击。韩国的申不海也做得不错，特别是打压三大世家，夏氏，李氏，段氏。申不害主张拆掉他们私自建造的宫殿，没收他们所有的私人图书馆，这对韩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魏国的李“悝”和吴起则开了这方面的先河，哪怕是楚国并没有进行过任何一场完整的变法，但在吴起入楚之后也曾提出过要压制贵族的实力，后来的屈原也有这方面的改革意向，只不过因为楚国体制的原因并未得以实施罢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几乎每个诸侯国都改善了贵族权力过大的现象。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呢？为什么不同的宪法和不同形式的政治改革是平等对抗的？本文着重分析这一问题，看看为什么在主要国家的政治改革中都出现了反对贵族的行为。

时代发展需要革除贵族特权

就连商鞅触动贵族利益，付出惨重代价的官僚体系也是以君主制定的宰相制度为基础的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君主集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不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贵族，权力很大。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祖先的功勋而能够继承爵位，而另一些人则是皇室的分支，在国家中占据很高的地位和国家财富的很大比例，所以这些人对君主的影响很深。

比如秦惠文王时代，秦国虽然在秦孝公时代就已经进行了商鞅变法，但是在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了支持，曾经被打压的贵族有了复辟的现象和卷土重来的势头。这时候连秦惠文王也不得不担心贵族势力处决商鞅，以暂时稳住贵族的行动。

汉景帝为稳住贵族，冤杀晁错

而当晁错提出削藩的时候，汉景帝明知道晁错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无奈碍于国内诸侯或者说贵族的压力，不得不杀死晁错以稳住朝纲，所以，贵族的存在对于君主决策的影响是很深的，甚至说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阻碍；毕竟君主的集权是时代发展所必要经历的过程。

西方文明，小国寡民，实行直接民主，华夏文明需要集权

中国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小国寡民。这种形式使得他们最初的势力范围只能被称为城邦。城邦人口少，占地面积小，完全可以实行直接民主。

而中华文明不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制。只能实行官员代表民意的代理制或代议制。为了国家统一决策，也必须有一个君主来决策，这个君主也需要掌握很多权力。

但像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还不行，因为在天下共主之下还有国君，国君拥有的自治权是很大的，对于天子来讲，国君也算作是“天下”的贵族，可周王朝发展后期不就有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样的乱世吗？所以西周推行的分封制是不可取的，君主还要再度集权。

君主集权有弊端，但适合历史发展

当然，君主集权也有一些弊端。比如国家的发展深受君主个人能力的影响，但这些弊端都是从后人的角度来分析的。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绝对是最适合古代历史发展的制度。因此，为了使国家的发展更加稳定，君主必须集中力量，所以分享君主权力的贵族必须被压制甚至消灭；战国时期，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贵族掌权的现象，有的甚至还提拔了一种

其实，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大多数依靠的都是祖先的功绩，在他们本人这一代并未对国家做出过多少贡献，但是他们依旧能够非富即贵，如此一来，就占据着大量的国家资源。比如说朝堂职位，很多职位是世袭承接来的，哪怕是民间再有能力的人也很难夺走，而财富则与社会地位有关，因此，无法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平民百姓，基本上没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

如此一来，就会造成国家发展进入恶性循环，毕竟大量的国家资源被贵族所占据，平民百姓辛苦劳作一年甚至连温饱都解决不了，那又有谁甘愿拼命劳作呢？再说军队，普通人参军生死未卜，但哪怕拼尽全力也不能获得更高的地位或者获得封赏，那还有谁愿意拼命作战呢？所以，国家发展就没有太大的动力。

在当时的秦国就流行这样的一首民谣，叫做“七月流火，过我山陵，女儿耕织，男儿做兵，有耕无赏，有田无耕，悠悠上天，忘我苍生”。说的就是无论怎么努力，社会地位也无法得到提升，生存状态也无法得到改善，所以只能怨声载道。

因此，想要拉动平民百姓的生产阶级，或者说提升百姓的好战心理，就必须将一部分国家资源倾斜到平民百姓身上，必须要改善贵族在地位，或者财富上面的相对垄断地位。比如说，商鞅所推行的奖励耕战政策就很好，对社会生产力提升大的人，对农业经济贡献大的人，都可以获得封赏，而在战争中立下战功的人也可以得到爵位，这样平民百姓的生活才会有盼头，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并不会白费。

如此一来，社会才会有更多的新鲜血液注入，发展也才会有更大的动力；所以说，贵族的存在对于民生的发展是有很大阻碍的，毕竟在大多数人眼中，贵族都属于无故富贵，他们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拥有爵位和官职，这又凭借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会投胎吗？所以，要想民生更加积极向上的发展，就必须将贵族这种无故富贵的局面进行改善。

贵族思想的守旧对于国家的发展不利

在古代历史社会中，诸多贵族的思想都是比较保守的，因为他们承袭的其实是祖先遗留下来的财富或者是爵位，所以，对于祖宗流传下来的政治制度也有过分地推崇，这种保守的观念发挥到极致时连国君都无可奈何。

据说，晋文公重耳曾经流落在外，后来回到晋国担任国君，他便将曾经流浪之时的旧衣服打包给扔掉了，这本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行为，可是国内的臣子却从晋文公的这种行为当中感受到了危机，他们认为这是晋文公喜新厌旧的行为体现，现在晋文公可以丢掉自己的旧衣服，那么也就意味着晋文公之后会放弃他们。

这在现代人看来脑洞确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古代人确实如此；所以晋文公只能够将自己的旧衣服重新找回来好生对待，这下大臣们才作罢。由此可见，如果这样的思想应用在政治制度方面会有多可怕了。其实也正是因为守旧思想的存在，商鞅在进行变法时，才需要舌战群儒，所以说，贵族的存在对于旧思想的延伸和扩散是有帮助的。

但时代在不停地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适用的政治制度和治国形式，在国家的发展中，创新自然是必不可少，但是，如果贵族长期存在并且掌握巨大的权利，那么君主在推行创新政策时，就会受到大量的阻碍，国家的发展也就很难进行更新，久而久之就会失去竞争能力。

燕国禅让事件出现，与贵族大臣脱不了干系

比如说，燕国就是如此，燕国作为西周的开国诸侯，是战国时代历史底蕴最为深远的诸侯国，它的守旧观念就非常严重，在燕王“哙”时期，甚至想要再度实施禅让制来代替世袭制，可笑的是燕王“哙”的这种思想竟然真的得以实施。

这不仅是他自己的问题，试问，如果燕国国内的大臣极力反对这种形式，想必其也很难真的推行禅让，晋文公不就在大臣的反对之下将自己的旧衣服找回来了吗？所以说，禅让制的复辟意味着燕国的领导阶层对其都有接受能力，这就是一种守旧思想的体现。

而禅让制的重新行使也让燕国国内大乱，甚至差点灭亡；后来乐毅伐齐的功亏一篑也是因为守旧思想的存在，当时乐毅已经攻下了齐国70多座城池，只剩下即墨和莒城，不可能围攻六年还久攻不下。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就是因为当时的燕惠王萌生了做太平天子的念头，那是他在王道政治传统之下所受到的影响，也是一种对于旧观念制度的应用，而在燕惠王这种做法的背后，燕国贵族可以说“功不可没”。

所以说，贵族的存在对于国家大事件的影响很深，也对君主行为决策阻碍很大；要想新观念、新方法能够得以推行，就必须将旧观念的最大支持者———贵族们进行压制，如此才能够更新国内的发展形式，也才能更好的进行实力提升。

结尾

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各个诸侯国都对贵族进行过打压，就是因为贵族的存在无论是在君主集权方面，还是在民生发展和思想改革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利影响，如果不能够解决贵族权利过盛的问题，国家就很难进行发展。

楚国不就如此吗？吴起和屈原都曾经在楚国提出过相应的变法，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君主的大力支持，所以一个被贵族迫害身亡，一个被贵族联合赶回了老家，后来楚国就深陷在贵族的纷争中无法自拔，哪怕是在面临着秦国对其发动灭国之战时，贵族的掣肘依旧没有停止，导致了楚国的失败。

所以说，改变贵族权力过盛对君主决策有影响的状态，对于国家的生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更方便国家推行创新政策，方便国家能够更好地稳定发展，更好地适应时代，也能为社会性质的过渡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