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小说《繁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礼拜天下午，小毛在家被罚写字，却被沪生带去荡马路，直到黄昏才回家。兰兰看到小毛说，肯定要“吃生活”了。果然，刚踏进房间，小毛娘一把拖过来，头上一记麻栗子。小毛娘说，侬个小赤佬，死哪里去了。

其实一记麻栗子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哪算得上“吃生活”。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淘气、不听话，“吃生活”是家常便饭。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果园里偷葡萄，父亲看不惯，恨铁不成钢，痛骂不行索性痛打。

“吃生活”总是伴着嚎哭大叫和歇斯底里。一天，我与小伙伴在城墙根捉迷藏，那里是一大片向日葵地。后来，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我们把还没成熟的向日葵花盘全摘了下来。傍晚时，邻居老太太找上门来，向父亲告状。父亲气不打一处来，紧绷着脸，对我怒目而视。我知道一顿暴打就要降临，拔腿而跑。父亲一把捉住我脏兮兮的手臂。我转过身，对着父亲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这更让父亲火上浇油。于是像拎小鸡似的将我拎到院子里，捡起一根竹乌箫。一乌箫抽下来，火辣辣钻心地疼痛。腰背上，屁股上，顷刻爬满一条条蚯蚓似的血痕。父亲每抽一乌箫，就会厉声问我：“以后去不去讨债了？”开始，我只是高声哭喊，绝不回答，再几乌箫抽下来，我丧气地嘶吼一声：“不去了。”父亲再问：“有没有记牢？”我边哭边大声地回答：“记牢啦！”然后父亲的怒气消下来，我终于得以解放。我的脸上挂满了泪水，皮肉早已血痕道道。

“打是亲，骂是爱”，父母打孩子，天经地义。他们给我们吃米饭，当然也有权给我们“吃生活”。“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是大人打孩子的理论依据。当我们的长辈还是孩子的时候，其实也吃过无数次“生活”。等他们自己做了父母，完全忘了儿时的痛。有的孩子顽劣成性，调皮捣蛋，年长的人就会摇着头说：“是大人不打的缘故。”

孩子的玩性远强过记性，我们总是“吃过肚饥，打过忘记”。三天不打，父母的教导就成为耳旁的一阵风，就会故伎重演，上房揭瓦，于是，夹杂着鸡飞狗跳的打骂便隔三岔五卷土重来。

一年夏天，我和我弟弟到人家地里偷黄瓜。被人发现，一直追到我家。父亲突然沉下脸，命令我们跪在堂前，先对我噼里啪啦一阵痛打。这时，我弟弟倏地从地上跃起夺路而逃。村子里，弟弟哭哭啼啼在前面逃，父亲骂骂咧咧地在后面追，弟弟的奔跑能力已经让父亲望尘莫及。一路追赶下来，父亲慢慢地就泄气了。父亲虎着脸，凶巴巴地警告弟弟：“别再回来！回来就敲断你的腿！”弟弟在外面躲到天黑，才悄悄地回家。

其实，父亲是决不会往死里打我们的，毕竟被打的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更多的时候是掀开裤子打屁股，或在手脚上做些文章，那都不是身体的关键部位。其实，打在孩子身上的鞭子，肉痛的是父亲自己。打的时候是解恨的，打过后就又后悔了。

童年的记忆中，我有无数次“吃生活”的经历，那切肤之痛至今难忘。然而，除了当初挨打时深感委屈，除了当初讨饶时口是心非，如今重温那时的皮肉之痛，我丝毫没有憎恨父亲的意思。我知道，我们小时“吃生活”毕竟只有一点点皮肉之痛，而我们的父母，为了家庭操心操肺，还要承受身心的重重折磨。只是，当我们真正理解他们的痛楚时，他们再也打不动我们了。（胡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