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听到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可医者应该给他医，不可医者，应该给他死的没有痛苦。”

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一般，让彼时的鲁迅心头一震，也唤起了他心底最隐秘的一道“伤痛”——父亲的病与死。

有关鲁迅“中医无用”的言论，大抵都和父亲有关，当探清他心底那道伤痛的由来，才能明白一贯客观的鲁迅，为何会对中医这般“不留情面”。

其实单从鲁迅的文字记载中，能隐约概括出一个传统的父性形象。

《五猖会》中有回忆到鲁迅幼年时，特别期待镇上的庙会，千等万等才等到那一天。

刚要出门，就被父亲叫住了：“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去拿你的书来。”

鲁迅

有关父亲的出场描写虽然很简短，却能看出他说一不二的威严性格，也能看出鲁迅对父亲的“敬畏”。

回忆里的鲁迅，只能乖乖拿了书，给父亲默背文章。直到父亲点头：“不错，去罢。”他才敢撒了欢地跑出去看庙会。

这段故事的开始和结束，其实都很简单。对于幼年的鲁迅来说，父亲就是“天”一般的存在，他本能的听从父亲，依赖父亲。

所以当父亲突然病倒之后，少年时的鲁迅才会如此强烈的感到“天塌了”。

“到我十三四岁，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

这场变故，指的就是父亲周伯宜。

鲁迅

周家原本是官宦人家，在绍兴一带颇有权势，但到了周伯宜这一辈，功名上迟迟没有大的建树。

周伯宜科考多年，只得了一个秀才，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暗中着急，恰逢那年回家替老母亲奔丧，遇上了旧识殷如璋。

打听之后才得知殷如璋正是浙江乡试的主考官，周福清这才动了歪心思，拿了一万两银子去打点，希望替儿子谋个举人功名。

其实在那个年代，买官卖官是官场上默认的“潜规则”，周福清的做法不能算错，只是太过倒霉。

周福清派下人陶阿顺去拜见殷如璋，到了他乘坐的官船上，殷如璋明知陶阿顺的来意，只是顾念别的主考官也在场，不好当面应承。

陶阿顺没看懂殷如璋的暗示，误以为对方想只拿钱不办事，大声嚷嚷：“既然收了钱，为什么不给我一份凭条。”

鲁迅

陶阿顺这一喧嚷，买官的事情彻底暴露，周家迎来了“灭顶之灾”。

周福清被关进了大牢，判了“斩监侯”，也就是今天的死刑缓期执行。周家为了救周福清的命，只能大笔大笔的砸银子，等到最后，周福清保住了一条命，周家却家底渐空了。

周伯宜并非主谋，但因为涉案其中，也跟着进了一趟牢狱，剥夺了原本的秀才功名。

被关的日子里，恐惧和羞辱深深折磨着他，等到被放出去后，一下子病倒了。病弱加上抑郁，郁怒成积，周伯宜性情大变，酗酒发疯，喜怒无常，后来还染上了鸦片。

正因如此，周伯宜的身体和周家的前途一样，同步走向“衰败”。

鲁迅当时已经十来岁，清楚地目睹了家中的一系列变故，在他的自述里，始终忘不了那一天。

“官府差役冲进周家大门，到处叫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吆喝声出现在周家房前屋后，好像是万里晴空，忽然听到一声霹雳。”

鲁迅

这之后，鲁迅对父亲有了新的认知——他病了。

先是不停地咳嗽，咳到最后吐出了血，身体也变得水肿，很难下床走路，看起来整个人都苍老了十岁。

父亲的病情来势汹汹，致使原本就横遭变故的家庭雪上加霜，从小康转向败落，同时也是鲁迅“怨愤”中医的起源。

当时正是清朝末年，乱世当道，连大夫都不好好行医，一味的坑门拐骗，欺世盗名。

第一个被请来给周伯宜看病的，自称是“国手”，除了行医治病，还撰写书刊杂志，名声远扬。

所以刚请他为父亲看诊时，鲁迅抱有最大的期望和信服，名医说：“若想治病，关键便在药引上面。”

鲁迅

听他自己说，在此之前，也曾医治好过一位类似的病人，那人病的很重，吃了他开的方子才起死回生。

名医将先前病人服用的方子拿给周伯宜，只在里面多加一位药引子——梧桐树叶。

鲁迅不懂，一模一样的方子，改了药引子就能救治父亲的病吗？虽然心中疑惑，可死马当活马医，只能照办。

可那方子服了许久，父亲的病并没见好，反倒是家中的银钱日渐空虚。

名医自诩是国手，收的诊金很贵，用药就更贵了。平常只是上门看诊，就要付上一元四角钱，他替周伯宜看病看了两年，每隔一日上门一次。

其中花费出去的诊金，当真如“流水”一般，要知道当地纺织厂的女工，一个月工资也才五元钱。

周家虽然有积蓄，但也架不住坐吃山空。

鲁迅

家中值钱的东西一件件拿出去典当，可周伯宜的病并没有随之康复，鲁迅看在眼里，觉得这名医徒有其名。

可家中的仆人们却莫名信服名医的奇谈怪论，譬如“医者，意也。病人患病的季节是秋天，而梧桐最早感知到秋气。原本喝那些药都不管用，那就加上秋气，以气感气……”

总而言之，还是要用各种药引子。

为此鲁迅去挖过河边的芦根，花上数日的工夫去找霜三年的甘蔗……什么东西稀奇古怪，什么东西偏僻难寻，名医就让他去找。

这样折腾了两年之久，周伯宜彻底下不来床了，腿部肿胀厉害，连翻身都很艰难。

鲁迅对这位名医已经彻底不抱希望了，甚至隐隐“迁怒”到中医上，觉得不过是在颠倒黑白罢了。

可父亲的病还是要治，名医赚的盆满钵满，便要告辞离去。

“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他的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这话说的好听，不过是名医对周伯宜的病束手无策，为了摆脱干系，换了其他人继续治。

鲁迅心中气愤，却不得不硬撑着笑脸，恭敬地将名医送出家门。毕竟他们还指望着新的“名医”，继续接手父亲的病。

周伯宜自己都不抱大希望了，常年的病痛折磨令他心灰意冷，只能继续拖着，走一步看一步了。

鲁迅一家

“又有什么法子呢？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明天就请陈莲河。”

陈莲河来了，虽说换了一个人，可治疗手段依旧离奇荒诞。

药引子不再是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换成了“蟋蟀一对”，陈莲河还特意叮嘱：“那蟋蟀还要是原配，即原本在一窠中者。”

鲁迅对此颇为不屑，在书中曾直言不讳地吐槽：“这药引子颇为讲究“贞洁”，按他的要求，寻常蟋蟀连做药引子的资格都没有了。”

吐槽归吐槽，之后他还是要跑遍百草园，竭力寻找成对的蟋蟀，抓到之后，直接丢在药炉里一起煮沸。

这样熬出来的汤药，除了苦涩，还是苦涩。每次周伯宜都是万分痛苦地强喝进去，病情却依旧没有起色。

陈莲河只能又在药引子上下功夫：“我有一种丹，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

鲁迅

听他说的神奇，周伯宜询问究竟是什么药，要价多少，再听到一盒要花两块钱时，周伯宜只能摇头拒绝。

陈莲河也不放弃，转口说：“那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

冤愆，是指前世的因果报应到现世身上，鲁迅听的心中可笑，原来号称治病救人的神医，碰上治不好的病人，只会推到因果报应上去。

别说是鲁迅这个当事人，就是我们这些后人读者，都觉得荒诞不可理喻，所谓“中医骗人”，并不是单纯的牢骚话，而是当时的中医真是太不靠谱！

陈莲河也给周伯宜看了两年病，只是这一次他无人可推荐，周家也无力再接受高昂的医疗费了。

父亲病重的四年里，鲁迅从一个殷食人家的少爷，被迫体会世情冷暖，承担起长子的责任，每日穿梭在当铺和药铺之间，就是为了留下最崇敬的父亲。

鲁迅

可即便如此，父亲最终还是亡故了，家中也陷入了深深的困顿。

如果说父亲的病，让鲁迅忍受了各种折磨，对中医失去了信任，那父亲的死，则让他承受了沉重的痛苦，以至于中医成了他心底的“忌讳”。

1896年，周伯宜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去世那天，家人未免办事仓促，早早张罗起丧礼事宜。

当时人重规矩，其中最讲究礼仪的当属院子里的衍太太，她赶过来帮忙，提点各种所谓的“规矩”。

鲁迅沉浸在父亲即将离世的伤痛中，茫然又无措，还想再陪陪父亲，就被安排换上了孝服，为父亲苦灵。

至于病床上的周伯宜，虽然还没真正咽气，但已经被换上了寿衣，接受亲人们的哭喊声。

很是荒诞的一幕，若是换成后来的鲁迅，他一定会珍惜最后的时间，陪父亲说说话，给他带去最后的温暖，让他安详的离开。

鲁迅

而不是让父亲置身在一片乱糟糟的环境里，满足所谓的“体面和规矩”。

可当时的鲁迅，即便感觉到不对，还是被扯到父亲床头，听从衍太太的指示，在父亲床头大声哭喊。

他觉得自己不该这样喊叫，因为父亲的神色很痛苦，还用尽全力地劝阻他们：“什么呢？……不要吵……不要吵。”

最后却只能在他一声声“父亲”中，痛苦地离开了。

直到多年之后，鲁迅脑海中还能听到父亲去世前，阻止自己喊叫的声音。

“那是我对父亲最大的错处，不是因为父亲走了，而是因为他走的那般痛苦。”

这种内疚，直到鲁迅后来去日本学医，听了老师那句“可医者应该给他医，不可医者，应该给他死的没有痛苦”，才有了答案。

可以说中医束缚了他，而西医救赎了他。

在中医理念里，只要病人还有一口气在，就必须尽心竭力救治，哪怕是吊着最后一口气，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样不仅能彰显所谓的医者仁心，还能尽可能的多压榨些银钱。可对于真正病入膏肓的人来说，安静祥和的离去，才是最大的幸福。

鲁迅就是被当时的中医思维和封建礼节束缚，没能好好的送父亲最后一程，反倒是一声声的叫喊，打扰了他生前最后的安宁。

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周家彻底走向衰败，也在鲁迅心里结下了病根，每每想起，都再难治愈。

所以他才会怪庸医误人，也连带着怪起了中医。以至于他的文字里，到处能看到对中医和庸医的控诉和怨愤。

1918年4月，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里面写道大哥替“我”请中医的情节。

“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

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

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

鲁迅笔下毫不留情，直接将中医比作了杀人的刽子手，焉知不是想到了父亲的死，庸医误人，不亚于刽子手杀人！

1922年，鲁迅甚至在《呐喊·自序》写了这样的话：“我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很多人揪住鲁迅对中医的态度，批判他崇洋媚外，还有人说他是学了西医，才看不起中医的。

事实并非如此，鲁迅对中医的仇怨有根有据，且由来已久。

年幼时，不能留下病重的父亲，他们花了钱，付出了心血，毫无保留地相信过中医，却屡屡遇上庸医行骗，耽误了父亲的病情，还拖垮了整个家庭的财政。

至于说鲁迅崇洋媚外，更是无中生有。

鲁迅在父亲去世后，接受了新式学堂的教育，了解到了生物课和医学，再对比从前父亲的药方和药引子，才明白都是无稽之谈。

他因此认定那些名医都是徒有其名，都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与其说鲁迅怪中医无用，不如说他怪庸医无用。

一直到后来，鲁迅去日本学医，很大程度都是源于父亲的病，他想改变庸医误人的局面，救治更多无辜的病人。

再后来弃医从文，不过是选了另一种救人的方式。

所以，鲁迅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轻视中医，崇洋媚外，而是与中医有关的记忆太过痛苦沉重。

父亲的病逝、家族的变故、性格的转变……都成了一道道无形的枷锁，束缚住了那个单薄的少年。

他只是以一个受害者家属的身份，进行迟到多年的控诉罢了。

再谈起鲁迅为何总说中医是有意无的骗子，只因为背后藏着他年少无法释怀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