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出自《尚书·周官》。《周官》为《周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周成王消灭淮夷之后,回到王都,和群臣一起总结周王朝成就王业的经验。在教训“官君子”(各级官长)要忠于职守、勤于政务时,成王说:“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意思是说,巨大成就的取得,是因为有宏大的志向;丰功伟业的实现,在于勤勉不懈地工作。这句话,既是对周王朝崛起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成就一切功业所需条件的深刻认识。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首先肯定了立志的重要性,认为立志是一切功业的前提和基础。关于“志”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期的很多文献已有相关论述,如《周易·困卦》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处于困境之中,即使舍弃生命也不能失去志向。孔子也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得更是直接,以为“士”的使命就是“尚志”,即追求崇高的志向。
到了后世,相关论述不可胜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朱熹和王阳明。朱熹从为学的角度强调立志的意义:“学者须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则且胡乱恁地打过了。此只是志不立。”他又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王阳明则从立身行事的高度,肯定了立志对个人事业的影响,他明确表示:“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他一再强调:“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这就把“立志”的意义从纵横两个维度拓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立志要立大志、正志。“崇”者高也,“广”者大也。“功崇”也好,“业广”也罢,都是在强调功业之高之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论及“立志”问题时,都强调要立大志、正志。在他们看来,“志”的高低决定事业的高低,“志”的正邪决定格局的阔狭。《荀子·儒效》篇说:“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一个人如只能做到忍私能公、知而好问,他就只能成为“小儒”;如果能立志做到安公行修、兼容并蓄,就能成为“大儒”。
同理,人立志做圣贤则为圣贤,立志做君子则为君子,立志做豪杰则为豪杰,立志为民则利民,立志为天下则兼济天下。“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张载《正蒙·至当》)孔子向往周代的“郁郁乎文”,以“吾从周”作为自己的志向,一生颠沛于是;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志,最后成就“关学”宗师之业。诸葛亮《诫外甥书》说:“夫志当存高远……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志向的格局决定着襟怀的格局,也决定着事业的格局。立志必须“取法乎上”,这一点须格外重视。
立志之后还须笃志。一个人,如果只是立志而不笃志,不勤勤恳恳、坚持不懈,就只能前功尽弃、半途而废,此即程颐所谓“志不笃则忘废”。所谓笃志,就是在立志的同时,还要做到守志,坚守自己的志向,做到矢志不渝、恪尽职守、勤勉不怠。其中,“勤”是其基本义项。王阳明认为,“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一个真正勤奋的人,是真正具有坚忍不拔之毅力、纷扰不烦之耐心、贞固不变之气质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坚定不移之意志和不屈不挠之精神的人。他深深懂得一曝十寒、一作十休的危害,也明白“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道理,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能“坚其心,苦其志,劳其力”,增益其所不能,努力朝自己的目标挺进。“业广惟勤”一句中,“惟勤”的深层意蕴就在这里。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强调立志于人生事功之重要意义的同时,又强调了笃志、力行在功业成败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表述精练,内涵丰富。后人在论及重志尚功传统时,往往以此句作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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