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欧洲速递》系列，今天继续聊聊欧洲的事儿。八十多年前那两场揭开国际刑法史新篇章的世纪大审判，究竟给现代国际法留下了什么？为何同样是战败国，德国把这套规则长成了自己的法律肌肉，而日本却始终试图将其拆解掏空？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回到纽伦堡法庭上那场斗智斗勇的正义较量。德国东南部有一座平静的城市，六十多年前，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在这里开庭，正义与邪恶再次展开激烈交锋。

在战犯眼里，这是成王败寇的审判；在同盟国看来，这是纳粹罪恶的终结。这次审判揭开了国际法史上崭新的一页，第一次给予战犯以公正的判决。1945 年 11 月 20 日，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开庭，审判对象是在押的二十一名纳粹高级战犯。

这场世纪大审判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多此一举，因为鉴于法西斯犯下的滔天罪行，对他们处以任何刑罚都不为过，甚至连丘吉尔、罗斯福都曾建议把战犯直接枪毙了事。

而美国法官杰克逊和其他几名法官在游说盟国首脑之后促成了这场审判，他们认为只有公开审判才能警示后人。

但法官们也清楚，公开审判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希特勒的这些元帅、部长们个个口齿伶俐、工于心计，要想让他们俯首服法并非易事，弄不好法庭反会成为他们洗脱罪责甚至宣扬纳粹的舞台。

于是，在纽伦堡法院的正义之光下，国际法官与纳粹元凶之间一出斗智斗勇的好戏就此上演。如何处理罪孽深重的纳粹分子，在同盟国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

苏联人认为，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受到惩处，至少应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对党卫军或许活埋更为合适；甚至法治传统悠久的英国也建议把第三帝国的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

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坚持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尖锐地指出，如果认为在战胜者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与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

这位雄辩的法官最终取得胜利，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军事法庭也随之诞生。1945 年 7 月至 8 月，欧战结束之后，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召开会议，签署了《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其中包括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条款。

1945 年 8 月 8 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共三十条，对法庭的目的、任务以及机构、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当时的纳粹德国虽已战败，但民众尚未从数十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许多党卫军死硬分子虽然消失在人海中，却也蠢蠢欲动，企图伺机东山再起。

纳粹的精神余毒仍闪烁在德国儿童不服输的眼神中，隐藏在部分民众的内心深处，或者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一些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自己虽然参与了战争，但只是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保卫祖国的义务，并非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什么比审判、比法庭上的证据展示、辩论和判决更能挖掘历史的真相。接下来的法庭选址颇费了一番周折。

首先，法庭必须设在德国的一座城市，否则无法体现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其次，法庭所在地还必须与纳粹所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关联；但柏林之类的大城市并不合适，况且这些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已大部分毁于战火。

最后，纽伦堡进入了同盟国的视线。这座城市完全符合选址要求：它是德国纳粹党人的精神大本营，是纳粹运动的发源地，同时也记载着一段泣血的历史。

历史上，纽伦堡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辖的统治中心城市之一，也正因如此，纳粹党曾企图借助纽伦堡的历史传统为其抹上一层虚伪的金字，每年都会有五十万狂热的纳粹党员从全德各地汇聚于此，举行大规模阅兵和游行。

更让人不能忘记的是，1935 年就在这里，希特勒宣布了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的《纽伦堡法》，这项法案将六百万欧洲犹太人带入了死亡的深渊。在纳粹党的老巢清算纳粹暴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审判第一天，美国首席检察官杰克逊宣读了长达两万四千字的起诉书。起诉书对纳粹战犯提出的罪名主要有四项：第一是破坏和平罪，即共同策划或阴谋破坏条约、发动侵略战争和杀害人民等行为。

第二是战争罪，即在战争过程中破坏战争法及以往战争惯例的行为；第三是违反人道罪，即杀害、驱逐和灭绝种族的罪行；第四是为从事上述三项罪行而犯下的共同策划或共谋罪。

与此同时，起诉方还要求法庭宣告六个纳粹机构为犯罪集团或组织，它们分别是：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盖世太保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德国内阁、纳粹党冲锋队、总参谋部及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德国人认为，国际法涉及主权国家的行为，并没有规定对个人进行惩处，因此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并不合法；此外，如果涉及的行为是国家行为，那么执行这种国家行为的个人并不负有任何责任，因为这些行为受国家主权理论保护，换句话说就是 "法不责众"。

对此，法庭均予以反驳。法庭认为，国际法对于个人和对于国家都一样，都要使他们承担义务，并对他们具有约束力，这早已为人们所承认。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人实施的，而不是抽象的实体，只有通过惩处犯有这些罪行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定发挥效能。

戈林一再狡辩，试图发表长篇大论，被庭长劳伦斯制止；其他战犯也都否认了对自己的指控。这些战犯都是纳粹德国统治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对纳粹德国犯下的战争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为镇压异己和推行种族主义，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仅在波兰，就有五百三十万人死于纳粹之手，占当时波兰总人口的七分之一。

除此之外，纳粹德国还在国内和被占领国修建了众多集中营，关押了大量战俘、犹太人以及被占领国人民。除了逼迫他们从事苦役外，还搜刮他们的财物并对他们进行大肆屠杀。

据统计，战争期间德国修建的三十多座集中营中曾关押了大约七百八十二万人，而最终能活着走出集中营的只有约六十万人。

除了希特勒等自杀身亡的三人外，几乎希特勒的整个政府都坐在了被告席上，而他们的座次与纳粹党代会主席台上的几乎没什么两样。

可是在大量的控诉和事实面前，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些曾经的纳粹高官无一例外地否认与自己有关，百般狡辩和抵赖，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罪责，丑态百出。以头号战犯戈林为首的几名战犯就是通过抵赖拒不认罪的典型。

戈林一手炮制了国会纵火案，指挥德国空军对华沙、伦敦和列宁格勒进行了大规模轰炸，缔造了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美国检察官将他称为德国为军事侵略进行准备的核心人物。

在法庭上，面对首席检察官杰克逊关于侵略罪行的指控，戈林辩称自己是从希特勒那里接受命令的，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希特勒头上。戈林的无耻狡辩令法庭旁听者愤怒不已。

戈林对待这场审判的态度是：既然这是强者对弱者、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次复仇的审判，那么这场审判不会让他们这些阶下囚好过。

因此对于法庭提出的问题，他们这些纳粹战犯可以简单地回答 "这件事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晓 "等等，用这些词语来搪塞就可以了，这样便能一直保持所谓的高姿态，也可以借机东拉西扯，反正与法庭审判没有关系。

凭着他当年在纳粹集团中的地位和威望，他对待审判的这种态度对许多战犯而言，影响力非常大。与戈林一样，希特勒的外交政策顾问里宾特洛甫也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希特勒身上。他担任过驻英国大使，直接参与了侵略波兰、入侵捷克和苏联的战争。

在外交舞台上，他一贯强调信义的重要，却一次又一次背弃外交承诺。在法庭上，他把自己标榜成和平的使者，把发动战争的罪责推到希特勒和被侵略国政府身上。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曾不折不扣地将希特勒的侵略意图付诸军事行动，把战争变成野蛮的掠夺和血腥的屠杀，此时在法庭上他却大耍无赖手段，把控告他的罪名能赖的就赖掉，实在赖不掉时，就说自己只是服从命令而已，企图减轻罪责。

与戈林等人的无赖行径不同，赫斯在审判中走的是专业表演路子，他玩起了健忘，还相当微妙逼真。赫斯是希特勒的左膀右臂，纳粹党的首批成员，曾经与希特勒一起坐过牢，正是他帮助希特勒完成了那部著名的《我的奋斗》。

在纳粹党内，他被认为是地位仅次于戈林的第三号人物。审判刚一开始，赫斯就要求法庭允许他发表一份特别声明。在这份声明中，赫斯宣称他患有严重的健忘症。

他说自己曾两次严重发作：第一次是在听到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击溃的时候突然发作；第二次是在照片上看到苏联国旗插到德国国会大厦时又发作了；直到现在他什么都记不得了，原来干过的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除了发表这份特别声明外，赫斯在被告席上的表现也与常人不同。他一会儿摆弄同声传译的耳机，一会儿把耳机拿下来贴在脸和鼻子上，一会儿又放到膝盖上或者夹在腋下，或者抛着玩，就是不听耳机里的同声传译。种种表现让人感觉他神志确有问题、行为古怪。

专家一致认定，赫斯是装病，而且装得很巧妙、很有耐心。苏联专家克拉斯努什金想出了一个办法揭穿他的伪装：法官们在一个黑暗的大厅里放映一部影片，荧幕上出现了战前纳粹的各种活动场景，党代会、阅兵式、焚烧书刊的熊熊大火，以及纳粹分子狂热的叫喊。

赫斯的身影和希特勒一同频频出现在镜头里。此时，赫斯被带到中间靠前的一个包厢里观看这部影片。当看到自己当年" 辉煌岁月 "时，赫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颇为欣赏。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此时，他脸上所有的表情都被隐藏在黑暗中的摄影机记录下来了。

当事后把这些记录着他各种表情的影片放给他看时，他的表情完全不同以往，不再像之前那样呆若木鸡，也不再是一副精神病人的形象。随后的庭审中，赫斯用他冷静而嘶哑的声音说道：" 从现在开始，我的记忆将为法庭效劳，我装病的理由纯属战术性质。"

赫斯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87 年 8 月 17 日在监狱中自杀身亡。1946 年 3 月 8 日开始，法庭进入辩论阶段。按照规定，战犯们可以自由选择辩护律师，同时主审法官还给予被告人完全辩护的权利。

双方的辩论使这次审判进入高潮，人民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正义的捍卫者与纳粹元凶之间的交锋。战犯们选择的律师大多在纳粹统治时期就已享有盛名，有些则是战后声名鹊起的新秀。

但法庭当时并没有这些律师的背景资料，其中可能有纳粹分子，有些本身还很可能是被指控犯罪集团的成员，他们当然会不遗余力地为纳粹辩护。法庭采取的交叉盘问方式并非检察官的所长，辩护方的巧言令色使审判常常陷入僵局。

对此，检察官们从证据入手打开突破口。早在审判开始之前，法庭就找到了缴获的纳粹统治期间的四十七本法律契约、重约一千三百六十公斤的纳粹档案、重达几吨的外交文件、十二卷秘密外交政策会议记录以及长达几公里的纪录片。

在长达十个多月的审判中，法庭共举行了四百零三次公审，听取了一百一十三人提出的口头证言，采纳了一百四十三人的书面证明，审查了近十万份文件、十万英尺的胶卷以及两万五千多张图片。

法庭对这些文件资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仔细追寻了这些精心策划的罪行之间的联系，系统地推翻了战犯们的狡辩。

最终，法庭对二十一名被告作出了历史性的判决：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伦纳、罗森堡、弗兰克、弗里克、施特莱歇尔、绍克尔、约德尔、英夸特及未到案的鲍曼被判处绞刑；其余被告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无罪释放。

同时，法庭还宣布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盖世太保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为犯罪组织；德国内阁、纳粹党冲锋队、总参谋部及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则被宣告无罪。

当听到死刑判决时，这些曾经不可一世、制造了无数死亡的纳粹分子，在死亡即将降临自己身上时，也同样心存恐惧。

戈林听到判决之后，一时竟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片刻才摘下耳机走出审判厅；宣判时，里宾特洛甫两眼半睁半闭，精神萎靡不振，当听到对自己的死刑判决时，他差点摔倒，还是在卫兵的搀扶下才勉强走出去；罗森堡也几乎站不住。

就在行刑前几个小时的晚上十一点多，监狱看守突然发现头号战犯戈林躺在牢房床铺上，行为有些异常。当看守破门而入时，发现戈林已服下氰化钾自杀身亡，逃过了最后的惩罚。此时距行刑只有两个小时。

1946 年 10 月 16 日凌晨一点，剩下的十名死囚被押进了一个设在体操馆内的刑场。里宾特洛甫取代了自杀身亡的戈林，成为第一个被套上绞索的人；三分钟后是凯特尔，紧接着是卡尔滕布伦纳、罗森堡、施特莱歇尔，最后一个是英夸特，他死于凌晨二点四十五分。

里宾特洛甫是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上绞刑台的，军人出身的约德尔的步伐也很快，好像是走上阅兵台一样；弗兰克的脸上带着微笑；施特莱歇尔不断反抗，最后是被宪兵硬架上去的。

行刑结束之后，十名死囚连同戈林的尸体被装入十一具棺材秘密运往火葬场火化，随后骨灰被秘密撒尽。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侵略战争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执行者进行的国际审判，开创了将战犯押上国际法庭接受法律惩处的先河。

这次审判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惯例为依据，作为国际刑法史上的第一案例将永垂史册。回首当年，如果没有法庭上对纳粹罪行的深刻记录和批判，如果纳粹罪行没有得到如此彻底的清算，德国就不可能进行深刻的民族反省，从而迅速走出战争的阴影。

紧随其后的东京审判，把追责起点从 1941 年的珍珠港事件前推至 1928 年的皇姑屯事件，将日本十七年侵华扩张整体认定为共谋实行侵略战争的连续犯罪，二十五名甲级战犯全部有罪，无一人以" 执行上级命令 "脱罪。

两场审判以四万八千余页庭审记录、四千三百余份证据、八百余次开庭，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创设" 反和平罪 "和" 反人道罪 "，砸碎了个人躲在国家背后逃避追责的旧壳。

在德国，这套法理已被完全内化：纽伦堡正义宫六百号审判厅改建为官方纪念馆，德国刑法体系吸纳了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的核心逻辑，学校历史教育从不回避纳粹罪行，完整吸纳审判的法理价值，不是屈辱，而是完成从战争机器到和平国家的转型。

日本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右翼势力持续炮制" 胜者裁决 ""事后法"" 自虐史观 " 等说辞，试图掏空东京审判的法理根基，其背后是现实中的军事扩张：防卫预算首次突破九万亿日元，部署射程约一千公里的远程导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两场审判确立的规则，早已被《联合国宪章》《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固化为国际强行法原则，在德国已成不再需要争论的共识，在日本却成了需要持续捍卫的底线。

2026 年，上海交通大学团队历时十年完成的四十卷、两千二百三十余万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正式发布，让近五万页英文庭审记录变成中文世界可阅读、可核查的公共文献， 当有人想翻案时，每一页原始记录都是挡在翻案者面前的一面墙。

这是本期《欧洲速递》，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