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日，欧盟《人工智能法》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先进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其提供商还须履行额外义务；同一天，《人工智能法》第50条对AI提供者和部署者新的透明度规则的也开始实施。

目前，约有190个组织签署了法案透明度规则的配套指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透明度行为准则》（简称《透明度准则》），Anthropic、OpenAI、Google、Meta、Microsoft、Mistral等均在其签署名单中，但中国大模型阵营集体缺席；唯一被点名的中资企业是联想。

与此同时，欧洲企业正在加速向中国AI模型迁移。据《金融时报》报道，从硅谷到欧洲，越来越多企业采用DeepSeek、Qwen、Kimi或GLM-5.2等中国模型处理部分任务；西门子更是与阿里云扩大合作，将Qwen模型集成进其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

当所有人都在通过合规换取欧盟市场的长期门票时，中国大模型企业的“不签署”，究竟是战术性的观望，还是战略性的失位？

一、欧盟为什么“需要”中国模型

布鲁盖尔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法国投资银行Natixi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Alicia García Herrero在8月3日在其文章中表示：“如今，欧洲采纳中国开放的人工智能模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这主要是因为：

1、美国不可靠，是欧洲转向中国模型的第一推力

2026年6月，特朗普政府对AnthropicFable 5短时间内全球下线。《金融时报》指出，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欧洲企业的心智”——即便措施后来被撤销，它也提醒欧洲：外国供应商可能在一夜之间切断对关键技术访问。

在2026年6月的G7峰会上，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表示对美国可能随时切断其他获取美国AI模型的途径表示了担忧，他特意当着美国特朗普和AI科技公司CEO的面警告说，如果美国“一夜之间就能关闭开关”，不仅会损害欧洲客户的经济，还会损害AI公司本身。

欧盟已经意识到，美国对AI访问的限制已经让欧洲在技术领域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2、中国模型有吸引力，是第二推力

使用中国AI开放权重的成本远低于借助美国技术。

欧洲企业算的是总账：Lindy从Anthropic Claude全面切换至DeepSeek-V4后，推理成本下降约95%；爱沙尼亚Floxy迁移至DeepSeek-V3后成本下降约92%

更重要的是，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可供用户下载并在自己的硬件上运行，从而规避了数字断电开关带来的风险——这赋予了欧洲企业真正的“AI自主权”（AI dependence）。

DeepSeek V4更以华为昇腾950芯片端到端训练，成为首个完全不依赖美国基础设施的全球竞争力前沿模型。西门子与阿里云的合作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将Qwen模型集成进工业软件，既降低成本，又在欧洲数据边界内实现AI自主权。

但中国也在考虑限制前沿模型出口，这触及欧洲AI战略的核心问题：如果美国和中国同时把AI作为“杀伤开关”，欧洲将无计可施。欧盟需要中国模型作为对冲美国的杠杆——但欧盟却不愿为此放弃监管主权。于是“准则机制”成为精巧的平衡术：市场保持开放，但合规将作为“条件”传导至中国提供者。

二、欧盟的"有条件"：AI法案到底管什么

对欧盟而言，中国和美国的AI模型的先进性是真实的，且驱动这些模型快速发展的计算能力、数据、资金、人才都是欧盟难以企及的。但欧盟作为贸易和联盟伙伴的地位目前依然稳固，因其仍保有2个比较优势：一是拥有约4.5亿消费者的庞大单一市场，二是制定全球标准的权力，即通过明确的规则来治理技术（布鲁塞尔效应）。

8月2日开罚的《人工智能法》，就是这套规则的具象化。

1、准则是自愿的，义务是强制的

法定义务（《AI法》第50条）：聊天机器人必须告知用户"正在与AI交互"；AI生成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必须嵌入机器可读标识；深度伪造必须明确标注；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AI生成文本必须披露。罚则上限1500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3%

自愿准则（《透明度实践准则》）：签署方可以依赖其具体措施来证明对第50条义务的合规，获得"简化的、可预测的、法律确定的路径"

欧盟委员会在签署名单公布时特别强调：“签署准则的提供者和部署者，可向监管机构发出信号，表明其致力于促进AI公信力”——反向解读即是：未签署者将失去这一“善意信号”，在监管眼中属于“需逐案审查”的高风险类别。

2、开源豁免的边界——这是关键

免费开源许可发布这一属性，在中国模型进入欧盟市场时，远非一张“豁免牌”。精确地说，欧盟《人工智能法》的“透明度义务”分为系统层（第50条）与模型层（第53条）两个维度，开源许可的豁免效力各不相同：

（1）系统层（第50条）：开源不豁免。基于开源模型构建的聊天机器人、图像/视频/文本生成器等生成式AI系统，只要投放欧盟市场，其提供者/部署者仍须履行AI交互告知、合成内容机器可读标记、深度伪造披露等第50条义务。

（2）模型层（第53条）：以自由开源许可发布、且权重/架构/使用信息完全公开的GPAI模型提供者，可依据第53(2)条豁免技术文档编制与下游信息提供义务——但版权合规政策（53(1)(c)）与训练数据"充分详细摘要"（53(1)(d)）不在豁免范围内。

（3）系统性风险GPAI的全面义务：若GPAI模型训练算力≥10²⁵FLOPs（约70B+参数规模）或经委员会认定具有系统性风险，则第53(2)条开源豁免整体不适用——提供者不论开源与否，均须依据第55条履行模型评估、对抗性测试、严重事件报告、网络安全保障等完整义务群。

这意味着，中国前沿开放权重模型（如DeepSeek、Qwen、Kimi等）若投放欧盟市场，即便以开源许可发布，也必须编制并公开训练数据摘要、建立欧盟版权“选择退出”合规机制；其中达到系统性风险阈值的模型（如参数规模≥70B的前沿版本），不论开源与否，均须通过对抗性测试等系统性风险义务——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大模型企业若要在欧盟市场合法运营，合规工程改造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三、双向闸门：机遇窗口与不确定性并存

美国对Anthropic前沿模型的出口管制，让“美国AI武器化”从抽象担忧变为欧洲企业的切肤之痛，欧洲对中国开放权重模型的需求由此被急剧放大。欧洲在AI竞争中的尴尬位势——既无本土芯片设计巨头，亦无可匹敌的软件平台，已沦为中美技术之争的“投入提供者”而非真正参赛方。

但欧盟的经济学家García-Herrero警告：“如果有人认为我们会依赖中国的开放权重AI模型，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这句话从侧面揭示了欧洲对中国模型的真实心态：需要，但不敢依赖；想用，但怕被反向卡住。

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开始重新审视前沿模型权重的“自由流动”问题。越来越逼近全球最先进AI行列的中国大模型，显然也是中国的战略资产。一家中国AI企业将训练好的模型部署在欧盟云服务器上供欧洲客户调用，该行为可能落入“技术出口”和“数据出境”双重体系的合规监管之中——需评估是否落入中国出口管制管辖并办理许可手续，以及判断是否出发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义务。

因此沃顿商学院教授Ethan Mollick据此判断：“前沿开放权重模型的时代可能不会无限延续，甚至可能维持不了太久。”全球AI开发者可自由下载的前沿开放权重供给，可能因中美双向收紧而大幅收窄。

因此，领先的中国AI企业也面临一个战略悖论：

若积极签署欧盟《透明度准则》并在欧盟市场大力推广开放权重，可能加速触发中国政府对“前沿模型权重出境”的限制；若保守观望、不签署欧盟的《透明度准则》，在欧盟市场面临“逐案评估”的高合规成本，且将失去规则制定话语权。

这种“向前一步有国内风险，退后一步有欧盟风险”的夹击，或许也是中国大模型企业“集体未签”的深层原因。

而另一方面，中国监管者也需要考虑，是否有必要与欧盟建立一种战略合作关系，让欧盟市场对中国模型保持开放，并以此来阻止美国再次启动其AI紧急关机机制。欧洲企业（如西门子使用Qwen）的实践已经证明，“在自有硬件上运行开源模型”是规避数字断电开关的有效路径——但这条路径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中国未来对前沿权重出境的最终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