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自2006年国务院设立“文化遗产日”、2017年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个属于文化遗产的节日已走过二十年。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 服务人民”。

202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时指出：“新起点上，故宫博物院要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加强文物保护修复，提高文物活化利用水平，让故宫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窗口。”

这也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文物在什么意义上“属于”人民，又如何“服务”人民？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把文物理解为“被保存下来的历史”。它们被置于展柜，与外界隔开。这是保护文物的需要，却也在无形中造成一种印象：文物保存得越完好，越像是一段被封存的、与今人无关的过去。而“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正是对这一疏离的回应。

图源：中国文化报

透物见人：

文物呈现的，本就是人的生活

考古学的研究，从重建物质文化史，逐步走向古代社会的复原。器物的类型学、残留物分析、功能属性等研究，都在试图理解物所反映的人与社会——他们如何耕作、饮食，如何营造居所，如何面对生死、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 考古学讲述的，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

这或是“文物属于人民”所涵盖的一层基础含义。文物让历史回到具体的人，其提供了一种“人”的视角，一种微观理解历史的可能。文物本就出自人之手，无论庙堂重器还是灶台陶瓮，都映照着人的生活。史书常为功业立传、为一生盖棺论定；文物留住的，可能是他生前的一杯酒，她最爱的一支簪，信仰里的一朵花，承载情思的一幅画。文物属于人民，不仅因为它们保存至今，我们仍能亲眼看到，更因为它们本就是人民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件文物，都曾真切地连着具体的人。

图源：国家文物局

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把遗产理解为一种文化过程，认为遗产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被建构、解释和使用。芭芭拉·基尔申布拉特-吉布利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则进一步指出，遗产代表的是一种诉诸过去并生产新意义的文化生产方式。在这一意义上，“文物属于人民”表达的是一种公共文化关系：人民接受文物的意义，通过文物理解过去，也参与其遗产价值的持续生成。

文物回家：

回到理解它的人中间

回到1925年的紫禁城。在处置清宫旧藏的争论中，李煜瀛等人提出，有关历史文化的物品系国宝，“不宜归一人一姓”，倡议将清宫改为博物院。清室善后委员会随后点查故宫物品，编成报告并向社会公开。这一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延续数百年的帝王宫禁由此“化私为公”，向民众敞开。

黄郛在开幕致辞中说：“故宫之化私为公……此后成为博物院，完全公有，服务其中者，为人民之公仆。”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全体民众共同拥有，文物的归属由此改写。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会场。图源：吴瀛《故宫尘梦录》89页，故宫博物院

与此相关的，还有流失文物的回归。子弹库帛书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具有典籍意义的帛书，1942年被盗掘出土后流散海外。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自上世纪70年代起研究楚帛书，用四十余年梳理其发现与流转，多次赴美参与残片整理，最终形成《子弹库帛书》等研究著作。他曾感慨，不知能否见到它们重回中国。

2025年，经中美文物返还合作，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返还的子弹库帛书第二、三卷《五行令》《攻守占》回到祖国，入藏湖南省博物馆。

2025年5月16日，在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交接仪式上拍摄的子弹库帛书。新华社发

文物为什么必须回家？因为文物的价值并不止于物质形态，更存在于它与原生历史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记忆的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将文化财产的非法流失认定为造成来源国文化遗产贫乏的主要原因之一，并确立了缔约国防止非法流转、协助追索返还的义务。

1978年，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Amadou-Mahtar M’Bow）在关于文物返还的呼吁中进一步指出，文化遗产遭到掠夺，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更意味着一个民族被剥夺了帮助其认识自我的记忆。可以说， 文物返回故土，是一种历史语境的重新连接，使其回归它原本所属的历史现场，以及真正理解并守护它的人群。

这样的归途不断实现——2024年11月，意大利向中国进一步返还56件文物艺术品；2026年，法国通过相关立法，为殖民时期流散文物的回归打开通道。由此而言，“属于人民”多了一份共同责任：文物不能被掠夺、被破坏，更不应有任何形式的篡改。

让文物活起来：

属于人民，也服务人民

文物属于人民，不意味着任意使用和消费。更恰当的保护方式，是让它以尽可能本真的方式延续。

近来，巩义宋陵因田野间的石像生走红，游客络绎不绝，有人建议为露天石刻加装玻璃罩。当地文物工作者回应，这些石刻在风雨日晒中已站立千年，加保护罩反而不利通风，夏季高温会加速损坏；更重要的是，石像生与脚下泥土、四周作物已长期共生平衡，一旦围起或迁走，宋陵便不再是宋陵。最大程度保留原状，在修复中“修旧如旧”可能是最好的保护。

2025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写入法律，正是同一个道理：保护是为了让过去在当下继续存活。

6月4日，工作人员在河南省巩义市永泰陵（宋哲宗赵煦陵墓）驾驶收割机收割小麦。新华社发

2005年《欧洲委员会文化遗产社会价值框架公约》传递了类似观念，将文化遗产界定为一组从过去继承而来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以所有权归属为依据，人们将其视为自身不断演变的价值、信仰、知识和传统的反映与表达。该公约同时强调个人和集体对文化遗产负有责任。

202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修订博物馆定义，将“为社会服务”与“在社区参与下运行”纳入其核心表述。这意味着博物馆从文物的保存展示机构，逐渐成为连接知识、社会与公众的文化平台 。在这样的博物馆，文物成为服务人民的公共资源，人们通过观赏学习，理解文化，进而参与到对过去的讲述之中。而这一切的落点，仍在记忆。

扬·阿斯曼（Jan Assmann）关于“文化记忆”的研究指出，一个社会拥有历史，并非因为其客观地保存了过去，而是通过不断重述与重构过去来确认自身，文字、仪式、纪念物与一件件可触摸的对象，正是这种共同记忆的支撑。 文物服务人民，归根结底，是让一个集体借由它不断记起自己从哪里来，也重新理解此刻的自己是谁。

结语：

读懂文物，读懂我们自己

二十年来，文物保护理念不断推进：从防止文物流失毁坏，到让文物作为公共文化资源进入社会生活。人们开始走近文物、参与讲述并增进理解。有人说过去即异邦，今人与古人之间确有距离，而缩短这道距离的方式，或许是让文物回到人的理解之中——造物的是人，使用的是人，凝视的也是人。我们读懂的每一件文物，最终都是在读懂我们自己。历史也并不遥远，它以器物的形式留在我们身边，属于每一个愿意理解它、记得它的人。

作者：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