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艺在文化外交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期刊管理处联合主办的“文化外交与全球视野下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重新审视了当时中国文艺在文化外交中的角色、实践与影响，探讨其如何在文化交流中塑造文化形象并参与战后全球文艺秩序的重构。

回顾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谈道，这一段时期是新中国文艺走向世界的关键起点，也是新中国通过文化外交参与全球对话、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阶段。周庆富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艺实践处于冷战地缘政治与亚非拉去殖民化浪潮的历史交汇点上，通过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友好国家开展文化交流活动，重塑了世界文化版图。

研讨会中的第一个专题聚焦“文艺展演与冷战背景下的文化实践”，四位学者分别从联欢节、文物展、科教片和国际美展切入，拼凑出一幅新中国文艺在冷战夹缝中走出去的复杂图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秀涛以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为切入点，考察了这次活动对新中国文艺的意义。他表示，联欢节体现了苏联“新的国际主义”理念，它强调和平共处与文化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阶级对立，使中国文艺得以在短时间内与西方艺术直接接触。

《女篮五号》海报

王秀涛认为，中国代表团在联欢节上展现了两种倾向：一方面延续了以民族传统对抗西方文化的既有策略，另一方面，像《火星建设者》《女篮五号》等作品则显现出超越民族形式的“世界性”特征。不过，随着国内反右运动展开和政治形势变化，这种开放的可能性很快受到限制。1957年这一节点的价值在于它的未完成性和多重时间性，值得反复重新审视。

除了联欢节，文物外展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化活动。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郭斐珺追踪了一条从1950年苏联“中国艺术展览”到19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漫长线索。她发现，文物外交并非从一开始就顺畅。1950年的首展虽奠定了组织模式，却始终摆不平“古代文物”与“现代艺术”的权重——到底该让世界看见古老文明，还是看见一个新生的革命国家？这个矛盾在1950年代中期逐渐被一种“分叉”策略化解：工艺美术展览独立出去，形成面向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国家的路径，与经济、民间交往合流。

“光辉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50周年纪念特展”现场

1970年代，出土文物展才真正走向成熟，中国方面在展览中占据了绝对主体性，“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还明确划定领土边界、亲自审定每一件展品。传统与革命、历史与艺术终于达成了再平衡。”郭斐珺谈道。她将文物外展视为“接触地带”，它通过展览层面的可见性介入外交，又通过策展协商生成政治层面的可及性，构建出一种富有弹性的共识空间。

浙江传媒学院讲师潘慧琪关注了科教片这一文艺形式。她介绍，“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教片，从农业生产到卫生防疫，都在传递同一个信念：科学并非诞生于脱离实践的实验室，而是在劳动、生产和群众经验中不断生成的。在冷战与去殖民化的大背景下，这套“群众科学”与美国“绿色革命”的专家主导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依赖专家系统和资本技术输入，前者则试图提供一条不靠大规模外援、建立在群众参与之上的替代性发展路径。

科教片《不平静的夜》历史文献

广州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纪泽宇对1958至1959年莫斯科“十二国美展”进行考察。那是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集体亮相，实则暗流涌动。纪泽宇认为，这次展览前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历了一次关键转型——从创作前的“风格规范”变成了创作后的“阐释话语”。“简而言之，过去是要求画家按照某种固定风格去画；到了这次展览，策展方开始用‘民族形式多样性’来解释各国作品风格的差异，把那些不那么‘典型’的作品也纳入框架。”纪泽宇说。在他看来，冷战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抽象主义的对峙，本质上是阐释权的争夺，而非风格之争。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好的艺术”，谁就掌握了文化冷战的制高点。

研讨会现场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炳辉在评议时，将这四篇报告做了归类：从集中于单点事件，到勾连较长时段，这些报告的共同特点，都是冷战文化政治中中国文艺的能动性与复杂性——文艺展演从来不是单纯的艺术活动，它既是外交的前锋，也是意识形态的战场，有时还意外地打开了超越阵营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