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断联复合的情感显化、自律精致日常Vlog（视频日记），到热度居高不下的女性成长赛道，一整套围绕“打造更好自我”的内容体系已经成形，并衍生出成熟的流量生意。

放眼这片内容场域，能发现其中具有突出的性别特征：无论内容创作者还是核心受众，常常都以女性为主体。由此生出第一个关键疑问：自我成长本是不分性别的普遍需求，为何在社交媒体上会呈现如此鲜明的性别偏向，且女性群体对这类叙事的投入与消费程度远高于男性？

更深一层的困惑随之而来：博主们反复渲染、受众趋之若鹜的“更好的自己”，是每个人内在本真的追求，还是平台流量、商业逻辑共同制造出来的标准化叙事商品？

当下大众对传统知识权威的信任持续消解，转而信赖愿意袒露个人经历的素人博主，渴求清晰的行动步骤、正向的情绪肯定与“走对路”的认同感。但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些以“真实接地气”建立亲密感的线上微名人，以及他们输出的整套成长话术，究竟是指引人向内探索、完成自我蜕变的灯塔，还是披着真诚外衣、用来消解现实无力感的新式精神安慰剂？

作者｜陈明哲

廉价的“真性情”与高价的“人设游戏”

个人生活导师的兴起，或许折射了一种在当代人这里愈发普遍的期待：我们渴望在（处境较好的）他人“展露真实”的瞬间，找到与自己的相似之处，而非仰望那些高高在上的专业人士。这种期待展现在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最近的一个事件是，明星李小冉在竞技类真人秀《乘风破浪的姐姐》中的表现所获得的反馈：当她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完成了《心愿便利贴》的演唱，整体效果笨拙、滑稽、毫无专业性可言。若按传统的演艺标准，这可能被批评为“不敬业”。而当下，这种表演不仅不被苛责，还被广泛赞誉为“可爱”“真性情”，无数博主和普通人加入了模仿的狂潮，较真的人反而显得缺少幽默感。事实上，“真人秀”这类节目的兴盛，就反映了同时也塑造了观众对名人之“真”的需求。

关注名人是否足够“接地气”而非专业能力，这一现象意味着受众的判断标准已然位移，我们不再那么需要一个“厉害”的明星，而更想看见一个“不装”的人。或者说，我们对明星的期待，从曾经的卓越才华和品性，转向了是否“real”。我们不再期待或相信，明星拥有某些远超普通人的优点，让他们配得上其财富和特权。受众注意力的根基，似乎正从“你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变成了“你也会像我一样搞砸”。

《娱乐新闻小史》

作者：闫岩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4月

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娱乐新闻小史》中梳理了名人概念的三次转型，为理解当下的现象提供了清晰的节点。第一次转型伴随着印刷媒体的兴盛和集体权威的崩塌，个体的身份不再由血统或阶层“给予”，而取决于自身的行动。人们既不再甘愿受宗教戒律的束缚，也缺乏能量在世俗的困厄中真正独立自处。于是，名人崇拜，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精神寄托，应运而生。

第二次转型是从英雄到明星。英雄是利他主义道德与高尚人格的凝结，也是一种权力的凝结，而明星则更多地因为娱乐价值、被广泛知晓而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去权威化趋势——缺乏传统权力属性但充满魅力的明星通过“被喜欢”而拥有了无须证明合法性的新权力。

第三次转型则与媒体的角色变化息息相关：媒体不再是传播名人消息的中介，而是直接变成了名人的生产方。由此，名人的合法性根基，从德性与天赋，一步一步地转移到特殊的“事件”，这些事件组成了“人设”，通过“破绽”被揭示的“真性情”实际上也是“人设”的一部分。到第三次转型为止，观众期待的“真实感”已经可以由媒体批量生产，而不再需要以事实之真作为担保，“生活方式导师”这类“微名人”现象即这一转变的典型产物。而新的矛盾在于：没有观众想被愚弄，但人们又沉迷于名人身上的“真性情”。其实，某种程度上，观众也明确知晓并参与了名人“接地气”人设的设计。如此一来，人们所迷恋的“真实”，究竟是什么？它又与现代人的自我有什么关系？

《生活方式导师》

作者：[英] 史蒂芬妮·A.贝克、[英] 克里斯·罗杰克

译者：胡菡文

版本：拜德雅｜上海三联书店 2026年4月

从生活方式导师现象切入，有助于理解以上问题。这类“微名人”总能以一种反权威的方式，成为更平易近人且不受管束的新权威，媒体时常是共谋。社会学家史蒂芬妮和克里斯在《生活方式导师》里这样描述它：生活方式导师往往站在专业精英话语的对立面，有选择地混合科学知识、民间传统与个人经验，以区别于权威傲慢的黑话，他们强调世俗传统和平凡体验，就那些折磨人的医疗、心理及社会问题提供建议。其受众的生活可能正在经历波折，因此渴望有人能真正感同身受这些私人的痛苦，而这个人最好还已经成功地走完了全程，并由此拥有一套关于“自我转变”的故事。导师们的白话建议既帮其追随者应对当下的困难，也能提供一种实用的，指向“你正在变好”的自我认知。

但是，这种“真实感”在根源上是某种精妙的人工设计，这里存在一组关键的混淆：真实性与透明性常被混为一谈。首先，透明性仅关乎可见性，即你让观众看到多少生活；真实性则关乎真诚，即你所展示的是否与内心一致。个人社交媒体相当于一扇取景窗，受众在其推波助澜之下，时常将透明性误认为真实性。当博主主动用私人图像“剖白”自己的内在生活，暴露脆弱时刻时，这些透明之举能即刻与关注者建立亲密感，尤其它看起来像是不经意间的尴尬或出糗时，带来了传统明星所不具备的亲切感。但“透明”并不意味着收尽全貌，取景框规定了所见之物的排布和意义，而它时常依赖着一套充斥着各色商品的图像，某种微妙的身份认同内嵌其中。

在大方向上，博主对“真实性”的经营越来越依赖于一种双重操作：既要有选择地分享个人信息，又要在各个平台上维持一致的人设，而“真性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件被精心编辑的产品。生活方式导师正是这门技艺的熟练实践者。你以为自己走进了后台，其实只是走进了另一个被精心布置过的前台，它售卖着两种看似相反、实则共享同一前提的意识形态：分别是“确定性完美主义”，它面向那些自认有能力的人，许诺通过科学、理性的自我管理，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和“肯定性完美主义”，它呼吁一种自我的批判，预设大部分人都是生活的“受害者”，但绝不能自甘堕落，而应通过积极的行动走出深渊。两者都暗示着，当下的你不够完美也不够真实，存在一个比现在更“真”、更“好”的自我，那才是应当去追求的“真实的你”。

“自我成长的焦虑”有性别差异吗？

为什么“成长”这项看似普世的任务，在当代社交媒体上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以及相对而言，为什么是女性更深地投入并消费这种叙事？

要理解女性的“自我成长”焦虑的性别化特质，或许可以从一种“向内的超越性”谈起。它与芮塔·菲尔斯基在《现代性的性别》中，借由《包法利夫人》中所回顾的文学史内的女性的“悲剧”相关，爱玛的悲剧结局被认为源于一种“女性化的阅读方式”，她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吞噬文本，使阅读成为一种磨平不同文本差异的消费，最终将“审美”降格为情感泛滥甚至激发情色的手段。

但是，换个视角看，爱玛借由不同的文本，持续地将“自我”投射进一个永远在追求崇高的爱和更强烈体验的超越性剧本里，她是一个因自己欲望而挣扎的主体，她的“成长”在外部世界之中，她缺乏任何真正客观明确的目标，而只是在追求“更好的浪漫”或者“更好的自我”的追求。即使这种对“崇高自我”的追求与外部世界中的其他实践不同，也不能因此认为这种超越性是功利化的、纯粹消耗性的或者无目的的。它指向的是一种持续性的内在体验，它被更新和重塑自我的强烈欲求所驱动，最后由于缺乏引导和认知的支持，蜕化为在强烈情感和崇高体验之间回返的迷狂。

《现代性的性别》

作者: [美] 芮塔·菲尔斯基

译者: 陈琳 / 但汉松（校译）

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0年6月

现代社会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人的个体化，普遍的个体化倾向导致这种“向内的超越性”获得了新的评价。传统上，男性的文化脚本一直将这一性别的“自我实现”与多个社会角色相关联，文学领域也从各个角度摹写了其外显的光辉，而女性则多被困在家庭中，缺乏通用性的模范，没有模范意味着缺少“期待”。然而，期待和约束往往相伴相生，在群体话语空间内“人迹罕至”的经验总是蕴藏着巨大的诠释潜力。女性在客观上被应允了某种自我期待、开创一种更原初性的模范的空间，这也是内在超越的空间，它包含了对传统的叛逆、对变化的渴望、对未知的向往等。

这或许是当今世界中，女性会更专注于个人成长的缘由，她们充满了“想要被看见”“想要进步”的势能，心情迫切。随着逼仄的空间被扯开，女性的自我探索天地广阔，也头晕目眩，缺乏方向。这种对于“正确道路”的紧迫感，在亲密关系领域表现得尤为激烈。正如乌里希尔和伊丽莎白在《爱的失序》一书中提供的洞察，亲密关系已经成为现代人发生冲突的核心竞技场：个体化趋向伴随着两性自我意识的增强，一方面导致两性在亲密关系中将各种由于个性不合而发生的摩擦皆归咎于性别，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传统价值的崩塌，而导致亲密关系作为人生目标的吸引力达到巅峰。

《爱的失序》

作者: [德] 乌尔里希·贝克 、[德] 伊丽莎⽩·⻉克-盖恩斯海姆

译者: 苏峰山、魏书娥、陈雅馨

版本: 望mounta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5月

由于文化惯性，以及客观意义上的文化积累，女性至今仍被社会指派为情感项目的首要负责人。然而，当女性拒绝以牺牲自己人生可能性来维系家庭时，传统的情感婚恋脚本已然失效。更少的束缚同时意味着更沉的责任，女性不再甘心于作为一个依附性的存在，也不再能心安理得地“回归家庭”，她们必须在家庭内外经营，同时直面自己不同领域内的欲望和关系。有趣的是，乐于争取价值定义权利的女性同时也倾向于主动承担在全新的、复杂的情感困境中挺进的责任，当下这种摸索带来的巨大焦虑与曾经束于家宅的痛苦一样难以言明，而制度、传统和理论化的心理学都无法为这种极其个体化的挣扎与困境提供现成答案。总之，在情感变革中，无论女性是否愿意，她们客观地走在前沿，因此也更迫切地需要找到标的，来确认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女性成长博主恰好填补了这个决策的真空。她们将自己作为成功案例，阐述自己对于关注者的理解，还提供清晰步骤的成长路线，这类账号也是最典型的“个人生活导师”。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个人生活导师通常是通过热爱和努力实现了成功或者阶段性成功的普通人，其个人叙事往往充满了脆弱、困难和觉醒的时刻，对关注者而言，其存在本身即一种鼓舞。他们为本应无法勘测的灵魂工程提供了刻度清晰的进度条，在必须独自跋涉认识自己的征途上，成为“朋友”，持续给予“你本值得”的反馈。

“低信任社会”中的“自我之真”

然而，这种不断需要被“导师”看见和被肯定的“自我”，究竟是我们一直追逐的“本真之我”，还是仅仅为当代叙事的产品？这个问题，恰恰是当代人的自我成长模式所必须面对，却又总是绕开的盲区。

完美主义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而且往往会混合出现在同一个博主的叙事中。近期争议颇大的一位网红便是典型，她日常以“确定性完美主义”示人：清醒理性，事业爱情双丰收，越努力越幸运。然而一旦被质疑，这套叙事便悄然滑向“肯定性完美主义”：她用于自我澄清的草根叙事——从女性的结构性困境出发，描述自己作为底层美貌女孩如何在男权社会的围猎中走出深渊。在这里，结构性困境是她个人的背景板，真正重要的是为实现个体潜能所使用的一切手段，而且无论道德与否，都变得合理。结构性困境沦为个体自我开脱的工具，个体可以直接跳过特殊的幸运和争议的选择，直接推导出“我能做到，所以你也可以”，再次给予其关注者以“引导”和“出路”。

以上这种缺乏判断力训练的“正向思维”能够给关注者带来一种充满力量的自我感受，但这可能是“控制幻觉”，它让人期待自己获得高于现实概率的成功，仿佛能操控未来，塑造现实。这种幻觉根植于现代人对“真我”的执着。“真我”是最好的自我，已成为如今普通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精神事业。可是，我们似乎需要追问，究竟是什么许诺了这个更好更真的自我存在？

这种信念根植于一套关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深层假设，从上文提到的两种完美主义深入，我们能够窥见这套真理权威的轮廓。确定性完美主义延续着一种古老的信仰：在自我之外存在着神圣之物，比如独立于我们的规则决定什么是对的。这实际上是对曾经那个价值稳固的世界的乡愁——我们仍渴望事物和意义尚未分离、崇高内在于世界的时代，这些外部的“标准”既为“我”划定边界，也使“我”充满精神能量。康健产业成为链接自我感受和世界权威的混合体，当无数健身博主向我们解释体脂率、肌肉量的含义，指导怎么吃干净，怎么练正确，需要哪些补剂时，接受者大多带着宗教的虔诚在聆听布道。

《成长教育》剧照。

肯定性完美主义则接洽了当下更普遍的精神处境：一切稳固的真相都烟消云散。在这种“低信任社会”中，他人、事件、世界可能都是假的，而“自我”的真实性在于，可以选择“遵从”或者“坦然坚持信念”，“真”成为一种面对自我，也由自我决定的态度。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热衷于游戏、动漫、追偶像等精神活动的重要原因。然而，即使自认清醒，主动划定了“信任圈”，也无法躲避冲击。当粉丝主动选择已经是默认在“扮演人设”的“爱豆”后，被选中的“哥哥”也可能毫无“豆德”，于是，这些即便是已然自我划界的、赤诚的信任和爱也很难不变成笑话。面对世界，聪明的做法似乎只剩下玩世不恭以面对虚伪，或者还有一条全然内缩的通道：将所有对真实价值的期待凝缩为自己在决断时的真诚：你是假的，但我的爱是真的，至少我不会骗自己。

这两种完美主义，无论向外找规则还是向内找真相，都根植于对“自我”的重视。至此，我们看到了两种策略：一种伴随着精英主义的余晖，依然渴望在外部和未来找到“真理”；一种凭借着实用的街头智慧，试图在内部和当下求得自我的“真诚”。然而，这一区分更多停留在策略层面，它描述了人在“怎么找”，却没能真正回答“找什么”。在《我们为何迷恋真实》中，艾米丽·布特尔提供了一种更底层的理解。她区分了两种想象“真我”的方式：排斥式与包容式，并指出，对现代人而言，“找到自我”和“创造自我”实际上是同一回事。

“排斥式”将“真我”视为一种被团团遮蔽的固定存在，需要清除杂质，才能让它显露。这种“排出毒素，重新开始”的冲动，在我们的文化中随处可见：年轻人通过“断舍离”净化生活，上一辈通过“排毒”净化身体，失恋的女孩通过剪去长发告别过去。“包容式”则将“真我”视为一种有待积累的事物，因此，选择拥抱甚至放任混乱，让生活的过程逐渐为真实自我开路。比如当下互联网上流行的tag“允许一切发生”，它邀请自我积极地生发，压倒一切外部影响，或者干脆把外部影响也接纳为真实自我的一部分。

《成长教育》剧照。

然而，“寻求真实自我”这件事本身可能蕴藏着一个矛盾：这个拼命寻找确定性、渴望实现自我全部潜能的人，恰恰沉迷于一种难以察觉的混乱，这种混乱无法被理性把握并排出体外，人甚至倾向于运用理性为它辩护。

设想中，“现实自我”本应坦荡地接纳问题，不断调整认知与行动，向那个值得世间一切美好的“理想自我”迈进；实际上，“现实自我”却在“正向思维”中迷失，以自我关怀的名义亲近混乱，自伤自怜地将固执统统纳入“本真性”的范畴。我们向世界要求一切美好，而拒绝真实的“创造”，于是，那个被许诺的“更好自我”，始终停留在许诺之中。

这种错位在亲密关系中实现了具体的爆发，因为亲密关系恰恰是“自我”与“他者”最无法回避的交战区。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裂隙投射到关系中，人便愈发容易捕捉被敷衍和忽视的瞬间。关于爱，人们只能诉诸看似清晰期待：对方要给我“情绪价值”，要提供一种可以被“感受”到的珍惜。但问题在于，无论对方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痴迷真我的现代人往往只能从中读出“现实自我”的情绪倒影，却继而以“理想自我”的姿态，认定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回馈。

这让人想起电影《成长教育》。十六岁的少女珍妮在经历了中年男人大卫精心编织的“巴黎梦”骗局后，终于发现那些她以为的爱情和成长，不过是一场以少女的天真为光源，照射了虚荣和怯懦后，投射在墙上的阴影。她对于“什么是真的”的困惑，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回答。因为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刻，她已经不再是被“人生导师”引领的人，而开始成为自己的追问者。

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如何寻找真我”，而是为何必须悬设一个完美的“真我”，才能容忍当下的自己？“真”和“真我”并非一个固定的，可以外在地被占有、被“导师”确认和传送的物品；而是在自我与世界持续碰撞，并承担其后果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东西，甚至作为一种创造。成长导师出售的不是“成长”本身，而是“我正在成长”的外在证明。只要这份证明仍须更新，商品化的自我便不会被终结。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创造，这种理解，总是伴随着混乱、不确定，以及不可被任何完美主义收编的诚实。

作者/陈明哲

编辑/张婷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