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教育家》新媒体编辑：

您好！

教育监督制度的初衷，本是为教育纠偏、为学生护航。但近年来，随着举报渠道的日益便捷，一种泛举报化的倾向正在悄然蔓延。 处理举报投诉，也已经成为教师需要日常应对的工作之一。

或许，我们既不能简单指责举报者小题大做，也不能全然将教师的困境归咎于制度的冰冷。 唯有穿透情绪表象，审视每一方的无奈与困境，才能找到重建教育信任的可行路径。

我所在的区域，在近一年教育系统投诉中，不乏最终认定 查无实据或属于过度诉求的案例。有家长因为孩子自己没带课本举报教师未尽提醒义务；有家长因为自己没看群通知反告学校信息传达不到位；还有学生违纪被批评后，家长一口咬定教师言语侮辱要求公开道歉。寒心的是，有时哪怕最终调查结果证明教师行为完全合规，也被要求写下多份情况说明、接受多级谈话，相关记录还会存入个人档案。于是，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成了教师群体心照不宣的自保准则。这种防御性教学的背后，是教师职业尊严与热情的持续消耗。当“不出事”取代“教好书”成为教师的第一准则，教育中珍贵的创造性、人文性与批判性，可能也正在被一点点抽离。

但大家也应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家长并不是也不想成为教师的对立者。 很多家长并非不知道举报会伤害教师，只是在教育焦虑的裹挟下，他们很难找到更有效的表达途径。

同时，教育治理行政化的倾向，可能也暗藏症结。在稳定优先的治理逻辑下，上级部门将信访量作为衡量学校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层层下压。学校为了避免被问责，只能选择息事宁人，哪怕牺牲教师的合法权益。然而，一旦出现“有错推定”的处理行为，不仅让学校失去了公正判断的立场，更无形中助长了一闹就灵的不良风气。

目前，大多数举报渠道实行有报必接、有接必查，而对于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的行为，却缺乏明确的惩戒标准和追责程序。 教师、家长、学校，没有一方是真正的赢家，所有人都被困在不信任的牢笼里。

图片由AI生成

我认为，要稳步破解这一困局，也许可以考虑从制度层面进行精准的系统性微调。

第一，建立底线红线和一般诉求的分级分类处置机制。

对于涉及体罚虐待、性骚扰、学术不端等底线问题的实名举报，要坚持 零容忍，成立专项调查组快速核查、严肃处理。对于作业量、座位安排、师生沟通等一般教育教学诉求，建议 设立家校调解前置程序，由学校家校共育委员会或教联体中的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和社区代表共同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进入正式调查程序。未经调解的一般诉求，不得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

第二，逐步取消零投诉、零举报等不符合教育规律的考核指标。

教育是一项复杂的育人事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上级部门应建立以学生全面发展、教师专业成长、学校内涵建设为核心的多元评价体系，在 评价中加重教育同行以及学生的话语权，而不是单一的家长满意度。 对于恶意举报产生的投诉，不得计入学校和教师的考核档案。

第三，建立双向赋能的家校共育机制。

学校应借定期召开面对面家长会和教师家访的契机，扎实 畅通家长的正常诉求表达渠道。同时，也要 建立教师权益保障机制，设立专门的教师申诉委员会，保障教师在面对不合理投诉时的申辩权和名誉权。对于被诬告陷害的教师，学校要第一时间公开澄清、恢复名誉，并支持教师依法追究诬告者的法律责任。

监督是教育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但请给它装上安全阀。希望全社会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为教师撑起保护伞，给家校搭起连心桥，把信任根植在教育生长的土壤上， 让举报不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选择，而是最后选项，还老师以潜心育人之环境。

傅果勇

编辑有话说

当下教育领域悄然蔓延的“泛举报化”乱象，正在打破家校与教育治理的平衡，也成为困扰一线教师的工作难点。便捷的举报渠道本是规范教育行为、保障学生权益的利器，却因部分过度滥用的行为，反而成为影响教师正常工作、消磨教师职业热情的绊脚石。

乱象背后，是家长教育焦虑的无序宣泄、教育考核机制的不完善，更有恶意举报追责机制的缺失。导致的结局是，家校信任壁垒愈发坚固，无辜的孩子成为最终的利益受害方。

教育监督需有力度更需有温度！通过完善投诉处置流程、优化考核体系、健全家校沟通途径，为监督装上“安全阀”，让“举报”变成家长的成为最后选择，才能重塑家校信任，守住教育生态的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