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泓

最近，深圳机智连接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AI笔记硬件设备Plaud在全球市场引发关注。围绕这款产品，业界讨论很多：有人关注它所切入的AI硬件赛道，有人分析它所代表的效率工具需求，也有人把它看作又一个中国消费电子品牌出海的成功样本。

跳出单一产品视角，笔者觉得Plaud走红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何这类创新企业又出现在深圳？从大疆、影石Insta360、安克创新到正浩创新，深圳似乎总能在新技术与新需求的交汇风口，冒出一批新的独角兽企业。

若仅将这类企业的成功归结为个体机遇，显然低估了问题的深度。深圳不断长出独角兽企业，实为创新生态持续发挥作用的结果，深圳探索了一套值得认真总结的创新范式。

做出未来

深圳的独角兽企业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批围绕智能硬件、机器人、储能设备、AI终端成长起来的原生科技企业，在中国，尤其是在深圳，正以一种持续不断的方式出现。

这些企业大多具备这些特征：清晰的产品定义能力，很强的软硬融合能力，快速工程化落地能力，面向全球市场的意识，以及把复杂技术变成稳定产品的组织能力。

一家企业成功的背后或许有偶然因素。但一座城市能不断长出一批气质相似的企业绝非偶然，背后必然有完善产业生态的深度赋能。

提到深圳的产业实力，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完备的供应链。深圳拥有全球罕见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密度，从芯片、模组、传感器、结构件、电池、显示，到工业设计、快速打样、小批量试制、整机装配、测试认证、跨境物流，几乎所有关键环节都可以在较短空间内迅速找到协作对象。这种完整性和响应速度是其它很多地方难以比拟的。

但我们不能把深圳的优势仅仅理解为“供应链齐全”，这座城市的可贵之处在于，供应链已成为超越静态资源的存在，变成创新活动的一部分，成为产品定义、工程验证和商业落地的组成环节。

深圳的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将一个想法迅速逼成产品，把一个概念迅速推向试制，把一次试制迅速推进到放量，把一个看起来还不成熟的技术设想，在最短时间里投入真实市场中检验。深圳的供应链承担着创新基础设施的功能，深度参与创新，而非仅作为创新之后的执行环节。

很多地方也有产业园，也有工厂，也有招商引资，却没能复刻深圳的独特：把产业链、工程师、创业者、代工体系、市场反馈和全球通道高度压缩在一个城市机制之中。创业团队能够在深圳迅速完成从产品定义到工程实现、从设计修改到市场试错的整套循环。

这对于独角兽企业的早期成长至关重要。新企业在初期最欠缺的往往并不是愿景，而是从愿景走向现实的能力。深圳之所以重要，不在于能让企业想得更大，而在于能让企业更快把想法做出来，并在做出来之后继续放大。

深圳如今的产业优势已超越“有产业链”“有工厂”“有出口”，形成了一套能持续催生新企业、新产品、新品牌的系统，本土企业其实是在高密度、高响应、高协同、高竞争的城市生态中被快速锻造出来的。

制造驱动创新

解读深圳创新模式，不能局限于城市竞争层面。如果从全球创新格局里去审视，我们会发现深圳值得总结的地方恰恰在于和硅谷的不同。

长期以来，人们谈及科技创新，往往会先想到美国硅谷，想到大学实验室、风险投资、底层技术突破，默认创新只能遵循“从0到1”的原始突破路径。

二战后，美国以范内瓦·布什所著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为起点，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基础科研为源头、以技术突破为牵引、以资本体系为放大器的创新逻辑。

这种模式成就了美国在过去数十年中的科技领先地位，奠定了硅谷全球创新圣地的地位。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的“科学—技术—产业”路径，是“从0到1”的突破，在知识前沿不断开疆拓土。

深圳的成长逻辑与之截然不同。深圳也有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以及越来越多高水平企业，但最鲜明的特点是制造优先、工程优先、产品优先、市场验证优先，走出了一条“制造—工程—产品—产业”的特色路径。

深圳的很多创新不是先有学术意义上的重大突破、再慢慢走向市场；而是企业先发现了场景、需求或是机会窗口后，迅速调动技术、器件、设计、制造和服务，做成产品后在市场中快速迭代，实现“1到100”的跨越。

很多年前，笔者曾接触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一位学者，他当时就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设想：美国在“0到1”的科研创新上很强，但很多实验室成果走到小规模放量阶段时，往往会遇到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的问题。如果能把这类创新放到深圳或珠三角进行试制、放量，再根据市场反馈决定留在中国销售还是回到美国继续发展，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创新协同机制。

这个设想背后隐含着一个判断：原始创新固然重要，但将创新变成现实的，离不开实验室之外那段很长、很难、很复杂的产业实现过程。深圳与珠三角的优势恰恰就在这里。

如果说硅谷解决的是“能不能发明出来”的问题，深圳更擅长解决“能不能做得出来、做出来后能不能放大”的问题。前者决定知识的边界，强在发明；后者决定产业的边界，强在兑现。

两种创新模式本无高低之分。但长期以来，大众习惯把“创新”狭义地等同于硅谷式路径，似乎只有底层原理突破、原始发明才算得上创新。这种理解和认知显然已跟不上当下产业发展的现实。现实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谁能把技术做成产品、把产品做成系统、把系统做成品牌和生态，谁就能同样定义世界。

因此，我们有必要修正传统的“微笑曲线”——研发、品牌、市场处于价值链两端，附加值高；制造处于中间，附加值低。这套理论在相当长时间里有其解释力，影响了许多人对产业升级的理解。很多地方谈转型升级，往往首先想到“去制造化”，仿佛离制造越远，就离高端越近。

但这套逻辑已不能够解释今天的深圳。

如今的制造早已演变为高度复杂的工程实现过程、系统集成过程、快速迭代过程和可靠性验证过程，是成本、品质、效率、交付共同平衡的过程，本身就内含大量创新。

尤其在智能硬件、机器人、储能设备、AI终端等领域，决定企业胜负的不在于最初的技术概念，而在于谁能把技术做成可复制、可交付、可放量、可全球化的稳定产品。没有制造，技术只能停留在实验室；没有工程化能力，概念无法变成产业；没有供应链协同，产品就不能构成竞争力。

在新一代科技产业竞争中，制造已从价值链底部的执行环节，跃升为创新链中关键的实现环节。资本、市场、人才都可以流动，但高密度供应链和制造协同体系并不容易流动。后者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个地区最难替代的竞争力。

这也是为什么大疆最初的资本未必来自深圳，最早的市场也未必在深圳，但最终选择扎根深圳进而成长为全球企业的原因。对于这类企业而言，资金、概念、口号均可跨区域获取，唯有制造和供应链所构成的创新实现能力，是无法搬迁的核心资产。

深圳的价值在于形成了制造驱动创新发展模式，这套模式的价值在于让技术可能性更容易转化为产业现实，依托制造体系、工程师群体、供应链网络、快速试制能力和市场反馈机制，共同筑起城市创新活动的底座。

这也是中国制造当下必须认真梳理的节点。过去，我们在理论、叙事中常常更愿意讲“科技创新”，对“制造驱动创新”的认识仍显不足。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把制造理解为创新的承接者，而非发生地。

深圳的产业实践证明，制造不仅能够承接前沿技术落地，还能够组织技术、推动技术、重塑技术的应用方式，代表了中国制造发展到新阶段后的一种新方向。

不止一个“硅谷”

如果说美国以《科学：无尽的前沿》定义了一个时代，深圳就正在证明“实现前沿”的能力同样重要。“前沿”既包含实验室中的知识边界，也涵盖工厂中的工程边界、产线中的效率边界、供应链中的协同边界、产品中的体验边界。中国式创新的时代价值就在于扩展了我们对“创新”的理解。

深层次看，高技术在过去往往意味着高门槛，意味着少数国家、少数机构、少数资本中心掌握创新的主导权。当技术能够通过制造体系、供应链体系和工程化体系被更广泛地转化为产品和能力时，创新就不再只是少数人的游戏。更多企业、城市、甚至是普通工程师，都有机会参与、实现和分享创新。这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扩展，也是发展意义上的扩展。

深圳模式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不一定要完全走硅谷路径，不一定要等待每个环节都复制美国才有资格谈创新。中国可以在自己的产业基础、城市结构、工程师红利和超大规模市场之上，形成新的创新逻辑，推动企业成长和产业升级。

当然，深圳并不是中国创新的唯一答案。中国地域辽阔，各城市在产业基础、地域文化、发展基因上差异显著，形成多元化的创新发展格局。中国不能简单复制硅谷，也不会只有一个深圳，未来将涌现出一批路径各异、特色鲜明的城市创新样板。例如，杭州的创新更偏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算法生态、民营企业活力和消费互联网逻辑；成都更容易在科研资源、文化气质、生活方式吸引力和新消费、新文创等方向上形成特色等。

深圳模式恰好印证了创新生态没有固定模板，各城市均可依托自身产业基础、地域文化、地理条件与政策环境，打造专属创新结构。深圳只是实践并验证了：制造驱动、工程驱动、市场驱动的创新同样能够长出独角兽，同样能够长出世界级企业。这为中国整体创新的版图打开了想象空间。

深圳不断长出独角兽企业是一种时代信号：中国制造经过多年积累，正从生产能力走向创新实现能力，正从“造得出来”走向“定义得出来”，正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级创新产品与品牌的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