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活动中，企业信用报告是判断合作风险、评估经营状况的“通行证”。但在全球范围内，这份“通行证”的价格却呈现出天壤之别：国外一份基础企业信用报告动辄收费几十甚至上百美元，而在我国，普通人查询企业基础信用信息几乎零成本，即便获取深度报告，费用也远低于国际水平。这种差异背后，是我国公共征信体系的制度优势与市场力量的协同发力，更是普惠金融理念在信用领域的生动实践。

来源：视觉中国

先看一组直观对比：国际知名征信机构邓白氏（Dun & Bradstreet）的数据显示，其基础企业信用报告单价最低49美元、平均75美元， comprehensive报告更是高达150至350美元，若需年度订阅监测服务，费用最高可达600美元。即便是国内机构提供的海外企业资信报告，基础注册信息报告定价也达600元人民币，综合报告更是高达1200元人民币以上。而在我国，个人每年可免费查询2次本人信用报告，企业基础信用信息通过公共平台即可免费获取，即便是商业信息服务平台的深度会员服务，年费用也仅300余元，日均成本不足1元，与国外形成鲜明反差。

我国之所以能实现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的普惠化、低成本，核心在于构建了“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的双层征信体系，这一体系既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又兼顾了市场服务的专业性。

政府主导的公共征信系统，是实现“几乎免费”的核心支撑。2025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我国已建成全球数据规模领先、服务覆盖面最广的公共征信系统。这一系统的核心优势的在于“公益属性”——由国家投入建设，不以盈利为目的，核心服务免费向社会开放。

数据见证着这一系统的普惠力量：截至2024年末，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收录11.6亿自然人、1.4亿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2024年全年提供信用报告查询服务67亿次，相当于每天有近1836万次查询需求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建设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累计办理各类登记4400万笔、提供查询服务2.6亿次，有效提升了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可得性；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更是为5600万户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建立了信用档案，覆盖资金流账户8800万个，为缺乏信贷记录的市场主体打开了融资大门。

如果说公共征信系统解决了“基础查询免费”的问题，那么以企查查为代表的商业信息服务平台，则通过市场化模式，填补了深度服务的需求空白，同时维持了整体服务的普惠性。与国外静态、昂贵的征信报告不同，我国商业信息服务平台走的是“规模化、低成本”路线，其核心逻辑在于“数据再加工+技术赋能”。

企查查的商业模式颇具代表性：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数百个官方公开渠道，通过大数据、AI技术对零散、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采集、清洗、整合，形成标准化产品，再通过C端会员订阅和B端专业服务实现变现。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边际成本极低——一旦完成底层技术体系搭建，服务新增用户的额外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让其能以较低价格提供服务：C端VIP会员年费用仅358至388元，远低于国外同类服务，而基础信息查询则完全免费。

高毛利支撑下的可持续运营，是这类平台能维持普惠定价的关键。招股书显示，2025年上半年企查查主营业务毛利率高达90.73%，2022至2024年净利率从36.68%提升至44.77%，充足的现金储备让其无需通过高定价盈利，反而能通过规模化服务覆盖更多用户。截至目前，企查查注册用户超1.6亿人，月活跃用户超8000万人，平台总查询次数超万亿次，成为助力企业透明度建设的重要力量。

这种“政府+市场”的协同模式，不仅让信用查询更普惠，更推动了我国企业透明度的显著提升。美国学者Jake Eberts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曾撰文指出，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数据披露及第三方平台的普惠式分发能力，当前中国企业整体透明度远高于美国。这一判断背后，是我国持续推进的企业信息披露改革，也是普惠信用服务的广泛覆盖。

从实际应用场景来看，普惠、便捷的信用查询已融入普通人的工作生活：求职者通过企查查核实企业资质，规避就业风险；企业通过查询合作方信用状况，降低商业风险；招商部门借助信用数据筛选优质企业，提升招商效率。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总监刘杨表示：“政府对数据公开和信用体系建设的支撑，推动中国企业透明度快速提升，同时科技企业的参与也让企信数据找到了更多使用场景。”数据显示，自2014年国家实时政务信息公开工程推进以来，我国企查类APP用户规模已突破数亿人，查询企业信用已成为社会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信用服务的普惠化，并非“低价低质”的妥协。以企查查为例，其搭建了覆盖全球6亿多家企业、300个产业链、数千个细分行业的商业大数据服务平台，推出企查查专业版、数据开发平台，为B端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对比国外征信服务的高收费模式，我国能实现“几乎免费”，本质上是制度选择与市场创新的双重结果：政府主导的公共征信体系守住了公益性底线，让基础信用服务人人可及；市场化平台则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实现了“低成本、高产出”的可持续运营，填补了深度服务需求。这种模式既打破了国外征信机构的垄断性高定价，也让信用信息真正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公共产品”。

商业世界的核心竞争力，早已从资本博弈转向信用比拼。我国通过构建普惠性信用服务体系，不仅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更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以企查查为代表的国内商业平台，尚未形成邓白氏那样的全球影响力，但随着公共征信系统的持续升级和市场主体的不断创新，我国的信用服务模式，或许将为全球征信行业提供一份兼具普惠性与可持续性的“中国方案”。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兢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