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先后出访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三国，与上述亚太国家签订一系列双边军事合作协议。德澳达成的合作项目涉及建立太空卫星预警系统，以及研制反无人机激光武器；德新的合作重点是德国在新加坡开设首家太平洋潜艇维护与备件供应中心，并加强两国网络情报合作；德日军事合作重心则是推进两国军队联合演习和士兵交流。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德国的“印太战略”步入新阶段：德国已不再满足于象征性参与由盟友主导的亚太安全机制，而是致力于与部分亚太国家建立长期且稳固的防务合作机制。

自2020年德国出台《印太政策指导方针》以来，德国“印太战略”目标的设定是发展多元伙伴、降低对华供应链依赖，寻求与“志同道合”的亚洲伙伴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到“特朗普2.0”时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与美欧同盟关系变化中，亚太地区在德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不仅涉及扩大德国的经济合作网络，同时与德国的对外防务与军事供应链合作息息相关。毫无疑问，亚太已经成为德国对外安全合作的重要拼图。

当前，德国与亚太国家加强安全合作主要有三大用意。

第一，在美欧互信下降背景下，德国发展亚太军备合作链条，旨在减少对美军事依赖。如今，美欧在贸易政策、对俄立场等领域分歧明显，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是德国与亚太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的重要动力。美国政府在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完全退守至西半球或回归建国之初的“不干涉政策”，而是继承“西奥多·罗斯福推论”中扩张主义逻辑，为美国霸权行为和反联盟政策背书。这个变化在美国对欧政策上的反映尤为明显。例如，美国将北约军事同盟“承诺和义务”视为“交易型”关系，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北约防务成本；美国对格陵兰岛提出领土主张，发出军事接管和强制收购的威胁。

在美国的一系列单边操作下，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遇重创。德国战略界判断，二战后“美国治下和平时代”即将结束，德国与欧洲亟须摆脱对美国危险依赖。德国国防预算已连续四年大幅增长，其主要用于投资提升德国国防能力，促进德国与欧洲防务产业以及军备供应链发展，减少对美过度依赖。

第二，为欧洲“援乌抗俄”拉亚洲赞助。欧洲安全秩序陷入俄欧对抗时代，德国与欧盟对“俄罗斯威胁”严防死守。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为减少对欧洲军事投入，美国屡次抛开欧盟推动和谈，德国与欧洲作用一再被边缘化。德国担心美俄在和谈进程中开展秘密交易，背叛乌克兰与欧洲的安全利益，更因美国不再坚定支持“援乌抗俄”导致对乌援助捉襟见肘而感到焦虑。

因此，德国防长在出访过程中一直试图争取所在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甚至在访日时作出“交易型”表态，表示德日合作可加强地区威慑，“制衡中国”之意明显。

第三，保持德国作为中等强国的国际竞争力。德国政界与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政府正在复刻19世纪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体系中的欧洲协调机制。这可能会导致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加速崩塌，也与德国作为中等强国所重视的《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国际规则和联盟承诺背道而驰。德国期待在如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独善其身”并保持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这离不开硬实力的支撑。德国防长与澳大利亚签署太空合作备忘录时就直言，“中美俄部署大量太空卫星，德国和欧洲仍需追赶”，还称“这是保护我们自己系统的唯一途径”。

综上所述，德国防长此行主要目的是加强与亚太国家军备合作，塑造德国与亚洲多元军工供应链伙伴，在减少对美国单一军事依赖的同时，也并未放弃减少所谓对华依赖的戒心。德国此举的最终目的，意在保持自身作为中等强国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由于自身地缘位置和国家实力的特点，德国短期内难以作为重要的军事角色介入亚太，而其在更长时间范围内与亚太国家的防务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也仍有待观察。（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