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珊娜·诺塞尔，翻译/鲸生】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从来不喜欢失败。可随着他宣布赢得伊朗战争的希望日益渺茫，全世界或许即将面对这样一个前景：一位性情反复无常的总统，正遭遇一个完全超出其掌控能力的外交政策困境。

当然，特朗普完全有可能成就一番被地缘政治分析家所称道的功绩，不仅推进了美国利益，也足以证明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人员、经济和政治代价是正当的。然而，随着美国日益陷入骑虎难下的局面，现在是时候预判他面对在伊朗遭遇失败这一幽灵时可能作出的反应——并为其回应可能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危险做好准备。

这场对伊朗战争带来的挑战似乎正与日俱增。尽管美军与以色列国防军协同作战，在摧毁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军力量及弹道导弹能力方面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但伊朗的政治体制及其经济杠杆的源头却远非能被轻易撼动。

此外，伊朗目前保有的裂变材料及核能力问题也不容忽视——更不用说，德黑兰可能在这场冲突结束后愈发坚信，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真正捍卫自身的安全。美以此前寄望于在伊朗出现类似委内瑞拉那样的、政权平稳过渡至温顺领导人的局面，或者爆发大规模民众革命的幻想，如今已然破灭。

特朗普以往面对失败时的应对方式，或许可为我们洞察中东局势的走向提供线索。对特朗普而言，失败并非新鲜事：他在商界、司法界乃至美国政界都曾遭遇过备受瞩目的挫折。作为一名彻头彻尾的“幸存者”，他早已练就一套应对困局的熟稔策略：包括欺凌下属、推诿责任、掩盖事实，并在徒劳无益的策略上一意孤行。

特朗普面对惨败的典型表现，在其2020年大选失利后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那年秋天，他亲自指挥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多管齐下的政治运动，企图阻挠注定到来的选举结果，同时竭力将失败的责任转嫁给他人。

这一策略的首要环节是否认现实：特朗普公然驳斥共和党选举官员关于投票公正性的声明。随后，他无情地施压下属及同僚，包括恳请佐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佩格“设法找出”11780张选票以推翻该州的选举结果，并敦促时任副总统迈克·彭斯放弃其认证选举结果的职责。特朗普甚至“乞求”美国司法部高层官员，“只需要宣称选举存在舞弊，其余的交给我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处理”。当选举官员克里斯·克雷布斯报告选举结果安全无误时，特朗普随即将其解职。

然而，这些努力并未就此止步。特朗普启用了一群边缘化的死忠分子，包括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和律师西德尼·鲍威尔，任由他们在媒体和法庭上散布虚假主张——这些行为后来导致他们遭到起诉。特朗普还在加码执行明显徒劳无益的策略：他和盟友最终提起了62起挑战选举结果的诉讼，却无一胜诉。

在其任期尾声的“跛脚鸭”阶段，特朗普及支持者为了推卸责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从故障的投票机、腐败的选举工作人员、邮寄选票、主流媒体到诡计多端的民主党人、背信弃义的共和党人、驳回其主张的法官，甚至外国势力，都成了他指责的对象。

特朗普还试图迫使美国媒体为其虚假主张背书。当福克斯新闻和美联社在选举当晚宣布乔·拜登赢得亚利桑那州时，特朗普公开要求撤回报道，并严厉谴责这两家媒体拒绝照办的决定。他还攻击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在压制其“停止偷窃选举”运动传播的虚假信息，并痛斥那些在他发表充满谎言的演讲时切断直播的美国新闻网络。

当然，特朗普面对失败的回应中最危险的要素，莫过于他对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骚乱的煽动。尽管他否认曾策划这场暴乱，但他的言行无疑为其赋予了某种合法性。而他日后对暴力骚乱者的赦免更清楚地表明：为了维护一场注定虚妄的事业，他丝毫不会顾忌将美国的根本性制度与民众的生命置于险境。

尽管这些手段在2020年达到极致，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身为纽约市地产大亨以及在处理个人事务时，特朗普都曾在面对重大挫折时表现出类似的咄咄逼人姿态。在1990年代面临财务危机与破产时，他曾向自己的律师和公司高管施加重压，并通过亲自打电话（有时甚至是匿名电话）等方式恐吓记者，强硬地试图塑造媒体对此事的报道。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首日宣布，全面赦免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中被判罪、等待审判或宣判的近1600人图自：视觉中国

当“特朗普大学”被揭露为一场骗局后，特朗普转而攻击审理该案的法官，并在支付2500万美元和解金后仍然继续否认自身的责任。针对2017年就职典礼观众稀少的情况，他逼迫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在新闻间讲台上为其撒谎，声称“观礼人数创下历史之最”。而在应对E·吉恩·卡罗尔提起的强奸与性侵诉讼时，特朗普不仅反复提起上诉，还发表公开攻击，其行为被联邦上诉法院形容为“令人愤慨且史无前例”。

面对伊朗问题上遭遇的种种挫折，如果特朗普依然沿用他在其他领域的老办法，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这当中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仅关乎总统个人的面子、名声或钱袋子，也不仅仅是他那些追随者的事。美军的士气、同盟关系以及华盛顿的全球声望，都将取决于特朗普如何走出这个困局。随着开战初期的乐观情绪逐渐消散，特朗普及其亲信其实已经开始照搬他的那套“旧剧本”了。

有媒体报道称，在战争爆发前，特朗普就无视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的警告。凯恩曾指出，由于弹药不足且缺乏盟友支持，美军部队可能面临危险。而特朗普向来就有把持异议的军官和文职官员边缘化甚至直接开除的前科。在这种高风险的军事冲突中，总统的高压手段可能会扭曲军官们的决策判断，导致严重夸大的战果汇报、对风险评估失准、向国会提交残缺或失真的报告、屏蔽关于冲突升级风险的预警，甚至诱导做出危及士兵生命或战略目标的作战决定。

特朗普这种在高压危机下鲁莽行事的风格，只会让问题雪上加霜。如果白宫强迫军官们在缺乏充分法律监管的情况下打击目标，无视避免平民伤亡的安全措施，或者干脆违反战争法，那么冲突只会变得更加血腥，美军的士气和战备状态也将岌岌可危。虽然特朗普过去发起的一堆重复且徒劳的法律诉讼仅仅浪费了时间和金钱，但这一次，纯粹因为总统固执己见就加码推行失败的军事策略，这不仅将直接危及美国军人的安全，还会严重损害华盛顿的军事声誉。

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中已经听不到那些经验丰富、受人尊重且冷静客观的声音了，比如曾在其第一任期任职的前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和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如今围绕在特朗普身边的人，正忙着为一场可能已经失控的战争编造说辞，争得不可开交。

如果特朗普在压力之下故态复萌，将内阁中仅存的几位独立声音排挤出局，比如国务卿鲁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转而完全依赖其核心圈子中的亲信，那么本届美国政府的专业素养门槛、判断力以及内部凝聚力将进一步崩塌。

特朗普那种掩盖和歪曲事实的癖好，在其政府对伊朗战争的处理中已然显露无遗。开战第一周，特朗普便指责伊朗要对一起致命的小学袭击事件负责，但美方调查人员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起袭击却是美军发起的。此后，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甚至威胁要吊销部分电视台的广播执照，理由是他声称这些媒体“歪曲报道”了伊朗袭击沙特阿拉伯境内美军加油机的事件。

这些举动加剧了信息环境的浑浊。一方面，美国国防部近几个月以来对媒体采访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和惩罚性立场；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关于这场冲突的虚假信息泛滥成灾。这让原本就存在的“战争迷雾”变成了一层更加令人窒息的“毒雾”。

在战时，虚假信息不仅会误导公众、给基于事实的报道播下不信任的种子。如果市场不再信任相关信息，风险溢价就会飙升，从而加剧对经济的冲击。被污染的信息环境还可能导致美国国会无法判断军事行动的成败，并进一步加深盟友对华盛顿的不信任。

在未来几周，特朗普那句“绝不承认失败”的座右铭，可能会促使他边缘化监察长、报复吹哨人，并将正常的监督工作视为蓄意破坏。五角大楼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打压批评者，收紧监管机制和投诉系统——批评人士指出，这可能会抑制内部举报，导致不当行为更难以被察觉。

不难想象特朗普会如何为伊朗行动的失败推卸责任。此前，当盟友拒绝派出军舰进入布满陷阱的霍尔木兹海峡时，特朗普所表现出的敌意反应，或许就是未来将上演一幕的预演。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可能会把矛头指向美军（责怪其表现不佳）、海湾盟国（不愿进一步升级敌对行动）、中国和俄罗斯（认为他们援助伊朗）、以色列政府（怂恿开战）或民主党人（试图行使监督权），甚至是上述所有的对象。

特朗普当地时间3月16日在白宫表示，自己期待“有幸拿下古巴”，“深信这份荣誉属于我”，并扬言自己对古巴可以“为所欲为”视频截图

更进一步说，如果特朗普感到走投无路或者绝望，他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比如鲁莽地向伊朗部署地面部队，甚至使用非常规武器，从而导致冲突长期化，乃至引发更大规模的全球战争。还有一种可能，面对在伊朗的挫败，特朗普可能会突然瞄准另一个优先事项——也许是古巴，也许是美国国内事务——并孤注一掷地采取充满争议的冒险行动，试图扭转乾坤，证明自己依然掌控全局。

不过，理性占上风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特朗普也可以选择接受一种“非完胜”的结局，在这场战争上做点轻度的“表面文章”以改写叙事，而不是像2020年那样全盘否认或重塑事实。但如果他把与伊朗神权政权的对峙视为定义其任内政治遗产的终极决战，那么围绕在他身边的军方和文职领导人可能将面临至关重要的抉择：是顺从那些罔顾真相、危及美国体制与目标的狂妄指令，还是坚守底线？

与2020年不同，特朗普在白宫还有将近三年的任期，这意味着，任何敢于违抗他命令的人都要面临立即遭到报复的风险。但反过来说，如果对总统不理智的本能一味地唯命是从，付出的代价将包括鲜活的生命和美国国家安全。特朗普的内阁部长、将军、亲密顾问以及国会支持者们，或许将成为唯一能挡在总统与那些可能加深一场重度危机、让美国国家安全倒退数十年的决策之间的人。

（原文发布在美国“外交政策”评论网站，原标题：如果特朗普输掉了伊朗战争，他会怎么做。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