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未成年人受不良网络信息影响、沉迷网络游戏等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于本宏就建议，研究制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保护性管理规定，明确将十六周岁设定为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社交类平台的“数字成年年龄”。

而在2025年底，澳大利亚针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全面禁令。随后，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挪威等西方多国纷纷跟进“一刀切”禁令，引发全球关注和讨论，当时国内就有声音呼吁跟进效仿。

这股讨论浪潮的背后，折射出各国政府对未成年人面临网络风险的普遍关切。网络沉迷、网络暴力、网络欺凌、网络谣言、网络色情等，已成为未成年人难以抵御的社交媒体使用风险。

然而，西方多国的“一刀切”禁令模式，真的适合中国国情、值得效仿吗？对此，观察者网对话了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长聘教授李晓静。

长期研究智能媒体与青少年儿童关系的李晓静，旗帜鲜明地反对盲目跟风。“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治理模式，也有自己的难题。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做了什么，就跟着做什么——得看这些东西适不适合我们。”

在她看来，社交媒体对今天的中国未成年人而言，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课外娱乐”，而是像水和空气一样渗透进了他们成长的每一个缝隙。如果简单粗暴地一刀切断，不仅切不断风险，反而会切断孩子们在未来数字世界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我们现在最缺的不是禁令，而是数字素养。”李晓静直言，与其筑起一道千疮百孔的“隔离墙”，把孩子挡在墙外任其自生自灭，不如多方共同努力铺设一条通向未来的“数字素养高速公路”，教会他们如何在信息的洪流中辨别方向、保护自己、创造价值。

禁令困境：“一刀切”在国外也行不通

观察者网：您为何明确反对“一刀切”的未成年人社媒禁令？

李晓静：最近多个国家出台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当然有它的道理——从大量研究来看，社交媒体确实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有负面影响。但是，如果“一刀切”让未成年人完全不用社交媒体，我个人认为弊大于利，或者说过于简化了。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得在中国语境下。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80.1%，社交媒体用户占网民整体的98.6%。其中，19岁以下网民占18.1%，中国网民人数和青少年触网比例在全球都是最多的。

也就是说，现在青少年的整个生活态势、媒介接触情境，本身就已经在网络空间当中。这时候让他们完全与社交媒体隔离掉，不管从实操性还是现实策略来讲，都不合时宜。

观察者网：目前来看，海外部分国家“一刀切”禁令颁布后，舆论对此也是喜忧参半。您认为他们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哪些现实困境？

李晓静：从澳大利亚那边的情况看就很能说明问题。澳国立法被很多专家批评为“仓促”、证据不充分。相关民调显示，只有不到1/3的家长打算执行禁令，仅6%的澳国公众认为禁令让网络空间更安全。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禁令生效后，当地青少年马上开始想办法规避年龄限制，刷脸用亲属的，或者借用别人信息注册，令监管政策难以落地。

而且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澳大利亚并未禁止WhatsApp等即时通讯工具，也未禁止多人在线游戏，网络欺凌、不良信息等问题同样会在这些平台上发生。禁令无法真正消除风险源头，反而可能把未成年人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平台。

那些被社交媒体拒之门外的孩子，可能转向管理松散、审核薄弱、缺乏安全机制的小众网站，更容易成为网络不法分子的目标。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问题不是一刀切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去促进监督。青少年如果想上网，总归有办法的。这需要法规层面、家长层面、学校方面联动起来，多方一起处理，不是哪一方的责任。

所以仔细审视西方多国“一刀切”禁令的背景与现状，不难发现，照搬海外模式未必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国情：不适宜盲目跟风西方

观察者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您认为我们为什么不能跟进这种“一刀切”的禁令？

李晓静：从“因时制宜”的维度看，数字时代是大势所趋。社交媒体已全面融入了我国网民的媒介使用，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几乎没有人能将自身隔绝于社交媒体之外。

未成年人作为网络原住民，其成长环境已深度嵌入数字社会，社交媒体不仅是他们获取信息、维系社交的重要工具，更是参与公共生活、发展自我认同的必要场域。与其将它视为洪水猛兽，不如正视其作为数字时代基础设施的现实价值——它既是发展之源，更是成长之机。

所以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网民基数全球第一的国家，实施“一刀切”禁令是不合时宜的。

观察者网：除了网民基数大，数字时代是大势所趋之外，还有别的考量吗？

李晓静：第二个是“因地制宜”的维度。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和网络经济占比越来越高。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对于中国、印度、印尼这种数字经济占比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限制互联网资源的获取，将使青少年在未来竞争激烈的全球产业中处于劣势。

我们现在AI、互联网的发展要比欧美国家速度快，本来就是在弯道超车。如果这时候盲目跟风那些发达国家，去学澳大利亚、美国、欧洲那样操作，相当于自断后路。

未来的国际竞争，说实话比拼的就是互联网资源。哪个国家的青少年儿童能够更好地利用这笔资源，哪个在技术、产业和未来全球竞争格局中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青少年基数这么大，如果“一刀切”限制他们使用社交媒体，不利于他们在未来互联网经济竞争中胜出。

观察者网：在治理模式上，中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模式有什么不同？

李晓静：这就是第三个维度——我们国家其实已经走出了一条比较有特色的治理模式。

法治层面，我参加过一些立法工作。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国家就注重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2024年1月1日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模式强制落地、个人信息保护强化、网络欺凌零容忍等核心制度。

2024年11月15日，国家网信办发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提出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的整体方案，推动时间、内容、功能“三大优化”。今年3月1日起，《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正式施行，进一步明确了四类需治理的信息，要求平台不得通过算法或生成式AI向未成年人推送风险内容。

这些法规层面，国家在各个部门联动之下，是有办法来规制和引导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

实践层面，我们的平台公司，像腾讯、字节跳动、微博等，都有很多“技术向善”的举措。监管部门要求平台设置时段、时长、功能与内容的分级管控，尤其在网络游戏、直播、社交等领域落实实名认证与消费限制。

平台也在不断创新技术手段，如利用人工智能识别未成年人账号、监测有害信息，提升保护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只要国家对平台的监管到位，平台自己也加强责任和义务，这个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国家是强政府、强教育，西方国家是比较自由开放的教育。相对来说，我们的学生比较听老师的话。家校联动，家长和老师都有高度的自觉去管理这个问题。即便你“一刀切”断掉，其实断掉的是学生回家以后的使用。家长当然觉得大快人心，但从使用本身来说，孩子也少了很多接触这些媒体、获取学习资源和信息资源的机会。就算我们放开使用，其实家长和老师也会管理好。

所以从时间维度、地缘政治角度、我们国家实实在在的治理模式上看，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个人不太主张盲目跟西方学习，一刀切断。

中国方案：怎么管比管不管更重要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家校联动，那从实践层面看，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李晓静：我长期做这方面的节目和课程，一直主张三点比较重要。

第一是抓使用时长。比如周末能用多久，平时学习完了每天能用多久，我们可以跟孩子商量好。我们可以规定平时每天就30分钟，周末1-2个小时，总量要控制。因为我们的研究做了很多，如果对青少年儿童的社媒使用时长不加以限制，他们一天刷手机6-8个小时，甚至以上都是正常的，这对大脑很不利。

第二是抓内容。作为家长必须做好监督，孩子看了什么东西得知道个大概。黑灰产业是不能碰的底线，一旦触犯要严厉惩罚。学校也一样，必须设一根红线。

第三是抓使用目标。他们是用来发展学习技能、获取教育资源，还是纯粹娱乐，或者做不良动作？只要这三点管好了，基本上还是可控的。

观察者网：那平台方面呢？目前来看，我们已经要求国内平台主动承担保护义务，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

李晓静：还是需要加强。虽然现在很多平台做了未成年人模式，但我觉得有一个方面要加强——对那些不太好的信息，比如虚假信息、擦边信息、不良价值观引导信息，管理力度要持续加大。平台应该有更好的过滤机制，加强对这些信息的审核和把关。

包括评论区那些网络暴力、游戏直播领域的乱七八糟内容，确实还很多。我自己平时做研究也经常会发现，上面还是有很多不良信息。这方面我觉得以后制度设计上，不能光看平台纳了多少税，也得看他们社会责任的履约情况。

具体而言，一是在平台内容的算法治理上，需置入媒介可信度参数，并提升权重和公开算法，优先推荐被政府、专家、媒体核查等多方认定“可信的”内容，而不是抓眼球的内容；二是在平台技术层面，可推广智能监测系统，用大模型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虚假信息并加大对造假者的处罚力度；三是在平台监管制度层面，可推行“信用保证金”制度，用于不履责、不良信息等发生时的违规赔付。

观察者网：您曾提出，当务之急我们应全面提升未成年人的数字素养和AI素养，具体该怎么做？

李晓静：这是我特别想呼吁的，我们现在最缺的其实不是禁令，而是数字素养教育。我认为，“授之以渔”比“筑墙隔离”更具前瞻性和科学性。

我们做过调查，发现西方国家因为这方面教育启动得早，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做。他们的孩子在创造素养、安全素养这些数字素养上，比我们未成年人的总体分数要高。包括他们的家长，成年人的素养也更高。

而我们中国的家长，对于青少年孩子的隐私，不太懂得怎么保护。我们的青少年儿童自己，数字安全素养也不太具备，他们不知道在网上把自己的照片传上去会带来什么后果。但在西方国家，比如北欧那边，这方面教育做得很好，孩子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所以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引导孩子们怎么用社交媒体，在用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素养，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包括老师、家长的素质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特别是在农村边远地区，很多家长的观念还停留在“手机就是用来打游戏、刷短视频的”认知上，没意识到这个东西对孩子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观察者网：总结下来，西方的“一刀切”禁令或许是一种无奈之举，不是最优解，反而中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案可向全球输出。

李晓静：我们有自己的国情、文化生态和数字媒介情境，应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青少年网络保护道路。

我个人感觉我们的很多互联网方案和制度设计是值得向欧洲、亚洲、非洲这些地方输出的。因为我们的网民基数大，而且我们在发展中国家里是做得比较好的。他们应该跟着我们学，而不是我们去跟着澳大利亚或者西班牙这些欧洲国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