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在《文艺研究》上发表《文学批评如何才能成为“利器”？》，指出当下“对文学批评的最大不满和最深焦虑，恐怕就是文学批评没有力量、没有锐气、不敢‘否定’、无力‘批判’、不能亮剑发声、没有发挥‘利器’的作用”，并提出应当对文学批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批评家重新自我定位、重新校正文学批评伦理和澄清“剜烂苹果”的误区四个层面的意见。提出“批评精神与作为‘利器’的文学批评”的话题，我想探讨的是，站在青年批评家的角度，如何理解文学批评？什么是批评精神？当代文学批评的任务是什么？应该如何构建良好的文学批评环境？鲁迅先生在《不满》中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不自满”，也希望文学批评有更多“前进”的可能。

——主持人：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文学批评的正典与副典

文/陈若谷

当下文学批评之所以被单拎出来成为问题，说明相较于在历史上曾有过的经典的批评范式而言，目下的批评尚有不充分的余地。我认为，提出对什么是好的批评的判断，以及期待批评家应该如何，都只是立场表达，想要相对有效地逼近问题，还是得从理论的源头和现实的语境出发，重新探讨中国文学批评自身的脉络。

自从1927年茅盾的《鲁迅论》开启新文学“作家论”的写作潮流，鲁迅赞赏萧红《生死场》“力透纸背”，再及鲁迅将蹇先艾等乡土作者的写作命名为“侨寓”……中国现代文学遂开启了针对作家作品流派进行剖析、分类、评价的批评模式。这一由20世纪30年代文学场域确立的批评样式延续至今，曾经历过一段较长时段的单向聚拢，但在20世纪80年代回潮后，又在之后的40多年间迎来了波澜迭起的演化。已被公认的事实是，对于文学批评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黄金时代，塑造了文学批评的浪漫与真诚，进而缔造出了文学的辉煌。

思想解放与“新启蒙”的背景赋予了当时的文学批评先锋地位。它一方面呼唤人道主义和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文学思潮，将个体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联系，承担了新的社会动员功能。借由批评的介入方式，重新确立“人”的价值，另一部分人对文学本体的建构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选择取径于形式和语言，最终转向探索文学是什么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是什么等学理问题。一言以蔽之，当下十来年，批评界所不断讨论的批评伦理以及其背后蕴含的期待，基本是以20世纪80年代为肇始、为圭臬的。

中国向来有文学批评。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更上游，会发现中国文学最早的批评实践大体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条以“立德”为核心，强调文学承载道义、教化人心；另一条则以“抒情”为要务，重在抒发个人情志、映照生命体验。

《尚书》“诗言志，歌永言”以及孔子的“兴观群怨”与“思无邪”论述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两眼源头之水，志与道关乎人的内在道德与社会秩序，情与兴则关乎个体情感的抒发与感发。由此，后世形成了两条清晰的批评脉络。无论如何，自先秦诸子、唐宋大家绵延而下的批评实绩，为中国文学批评形成了一系列“正典”，“志”与“道”、“情”与“兴”将对文学表达的评价设定在了一个较为自足的意义象限之内。

然而，不同文体所调动的理性感性资源是不均的，且不同的批评能够被保存的概率也有巨大波动。这就是为何明明有正典的巨大示范，当代批评者亦有不少人学兼中西、贯通古今，却自觉不自觉地偏离正典形成的强大传统。因此，我们也就必须体察到另一件事，除了正典之外，还有一种短期内难以被高度凝练、抽象流传的意见，我暂且将其视为“副典”，它最大的特征可能在于其杂色与偏颇。

如果说正典奠定了古典学术的基本语义，进而为古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支点。那么，李卓吾、金圣叹等古人的“评点”则蕴藏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基因。文学本是政治理念的载体，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学的地平线开始发生转移。李贽“童心说”将文学的批评推向了个体维度，客观上撑开了文学的意义空间，“绝假纯真之本心”将批评的基石从圣人之道转移到了创作者真实无伪的个体情感，开启了从作品外部走向作者内心的批评路径。金圣叹一方面继承了李贽重真重情的取向，并将其具体化为对文法的精细剖析，将文学作品的内部审美规律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其创作实践“六才子书”评点近乎重塑文本，以当仁不让的气魄张扬了自己批评家的主体性权力。

几千年来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批评，确实是基于对道德公序与家国人类的共识，逐渐导向了建构一个以“审美”为本体的、自成体系的世界，立德和抒情形成了有序的互文。然而，李卓吾也好，金圣叹也罢，他们树为旗帜的真和情，都有强烈的主观因素，而且往往是某些偏见，这些特异性的私语，也可以被理解为交织于正典周围的“副典”。

暂且借用陈思和教授的“共名”“无名”理论，“共名”是指时代本身就勾画出浓墨重彩的五线谱，文学虽然谱下了高低错落的音节旋律，但基本要观照时代的重大主题。对于自觉地以自上而下整全视角关注时代主题的作品，可以被归入“正典”谱系。“副典”类似于“无名”状态，恰如在一幅谱稿上，不仅有莫名其妙的空拍，还有画在谱外的音符，甚至有无字之声默默潜伏于曲谱的背面。“副典”即如此，它不是在等待进阶成为正的典章，而是作为疏离正典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家有立德之志且普遍怀有社会的总体性视野，当代批评又如何确立自己的目标呢？答案也许是对当代人感觉结构的表达。一个文本、一种现象，不是讲述了什么是正确，而是它是否有助于人去重新体认世界，尤其是在数字生活将人拘囿于赛博空间的当下。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寄寓于高校的文学批评家频频离开书桌，把视野从文本扩展到文化景观和社会现象。

这就是说，对上传到社交媒介的流行生活形态，当代批评应有新的认识。当从未有过乡土自然经验的青年一代成长起来，契约、购买力，以及复刻版赛博空间，塑造了他们的认知方式。如Citywalk行为本身既是新的消费增长方式，也是挣脱算法，重建“附近”的入口。如果只看到都市人的矫饰，而看不到他们在寻求原乡时动力匮乏的困境，这样的批评则是无情又无我的。

当下的文学文本如果不足够令人满意，而批评者也无力指出其问题，可能正是因为当代生活的复杂笼罩了太多人的心灵，难以被描述的感觉说明，我们正处在需要自己创造人生“副本”的时刻，有了副本的场地，才有可能书写并接纳我们乐见的“副典”。重建对身体感觉的基本信任，本身就是立人实践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不断自我校正、自我宽宥、自我理解的批评实践中，文学批评延续并转化了载道精神和抒情传统，使其在新的技术－资本条件下，依然保有介入现实、重建价值的可能。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与清华大学联培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