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姆

我第一次撞上乌拉姆这个名字，是在李天岩教授的课堂上。

那时候他讲“[0,1]上的遍历理论”，讲到一半突然冒出一句：“乌拉姆方法知道吧？就是那个乌拉姆猜想。”见我们一脸茫然，他又补了句：“乌拉姆啊，氢弹之父。”

我当时愣在那儿。氢弹之父不是特勒吗？这名字怎么从来没听过？

后来去图书馆翻他的自传《一位数学家的经历》，才慢慢明白——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也会把账记错人。

说起来，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ław

Marcin Ulam）这辈子挺有意思的。他一九〇九年四月十三日生在波兰利沃夫，一个犹太律师家庭。四岁那年，这孩子就盯着家里的东方地毯发呆，那些缠来绕去的花纹让他着迷。十一岁溜进父亲书房，翻到欧拉（Leonhard

Euler）写的《代数》，一个字看不懂，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种神秘的感觉”就那么种下了。你信不信，有些人的命，就是跟数字绑在一起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兰数学界正热闹。谢尔宾斯基（Wacław Sierpiński）、施泰因豪斯（Hugo Steinhaus）、库拉托夫斯基（Kazimierz Kuratowski）——一个个名字响得很。乌拉姆一九二七年进利沃夫工学院，正好撞上这个黄金时代。更要紧的是，他撞见了巴拿赫（Stefan Banach）。

巴拿赫

巴拿赫这人有个习惯，喜欢泡在苏格兰咖啡馆里跟人聊数学。聊着聊着冒出想法，就随手记在大理石桌面上。后来觉得太乱，干脆弄了个大笔记本存在店里，谁有想法谁往上写。这就是后来出了名的“苏格兰笔记”。乌拉姆天天跟这帮人混在一起，问题抛出来，大家一起争，争到面红耳赤，然后一起推着数学往前走。那种日子，现在想想都让人眼热。巴拿赫有次半开玩笑地说：“数学这东西，一个人想不如两个人吵。”乌拉姆后来回忆，那本笔记里有一半的问题，都是吵出来的。

苏格兰笔记（部分）

一九三六年，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

）把乌拉姆拽到普林斯顿。三年后纳粹入侵波兰，乌拉姆回不去了。他弟弟亚当（Adam

Ulam）倒是一起来了美国，后来成了哈佛的苏联问题专家。可留在波兰的亲友，除了两个表兄弟，几乎全没了。巴拿赫熬到战争结束，却在饥饿和疾病中死去；跟他一起做不动点定理的肖德（Juliusz Schauder），死在了纳粹手里。波兰数学的黄金时代，就这么断了。乌拉姆多年后在自传里写这一段时，笔调克制得很，但你能感觉到字缝里透出来的凉意。

乌拉姆留在了美国。一九四三年，冯·诺依曼又把他拽进洛斯阿拉莫斯，参加曼哈顿工程。一个纯粹数学家，就这么混进了一堆物理学家中间。战争结束后，费米（Enrico Fermi）这样的大物理学家都觉得核武器该停了，可特勒（Edward Teller）不干，他一门心思要搞氢弹。

特勒

特勒这人脑子快，想法多，可好多想法不靠谱。乌拉姆和同事埃弗雷特（Cornelius

Everett）拿计算尺一点点算，费米也帮着算，冯·诺依曼的计算机又算了一遍——特勒最初那个模型，两个关键假设全塌了。氢弹的事，卡在那儿了。

那段时间乌拉姆老往费米的办公室跑。俩人拿着铅笔在纸上划来划去，算那些核聚变需要的温度和压力。费米有次叹了口气，说特勒的想法“像一座建在沙子上的城堡”。乌拉姆没吭声，他心里大概在琢磨别的东西。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午，乌拉姆站在家里窗前发呆。他妻子弗朗索瓦丝（Françoise

Ulam）后来回忆，那天她看见丈夫站在起居室，表情怪怪的，盯着花园发愣。她说：“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找到办法了。’我说什么办法，他说：‘氢弹。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乌拉姆的想法，是利用压缩波来解决问题——先把核燃料压缩到极高密度，再点燃。他毫无保留地告诉特勒，特勒立刻懂了。作为物理学家，他把乌拉姆的机械冲击改成了辐射内爆。这个“特勒-乌拉姆装置”，后来成了所有热核炸弹的模板。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第一枚氢弹“迈克”炸响了。

可后来呢？媒体开始叫特勒“氢弹之父”。乌拉姆从不在乎这些，自传里轻描淡写。一九九九年，特勒九十一岁了，还对着《科学美国人》说：“我有贡献，乌拉姆没有。”这话多少有点不厚道。倒是贝特（Hans Bethe）——曼哈顿工程理论部主任、诺贝尔奖得主——一九六八年说了句公道话：“记者叫特勒氢弹之父。为了历史，我想这样说更准：乌拉姆是父亲，他提供了种子；特勒是母亲，他怀胎十月。至于我嘛，算是助产士。”

乌拉姆自己呢？他才不管这些。氢弹的事，他只是好奇，只是被问题本身吸引。这大概就是数学家的思维方式。他后来跟朋友说，这辈子最得意的其实不是氢弹，而是那些数学问题——比如测度论里那个以他命名的定理，比如跟巴拿赫在咖啡馆里争论出来的那些东西。

乌拉姆

在洛斯阿拉莫斯，乌拉姆是最早玩计算机的那批人。四十年代就跟费米一起捣鼓非线性分析——比李天岩和约克（James Yorke）那篇《周期三则混沌》早了快三十年。一九四七年，他跟冯·诺依曼找到一个简单映射的不变密度函数：S(x)=4x(1-x)。后来这玩意儿成了混沌理论的招牌。蒙特卡罗方法，他也是创始人之一。据说有次他玩牌输了钱，突然琢磨出用概率统计解物理问题的法子——这事真假难辨，但听起来像他的风格。两本文集，《集合、数与宇宙》和《科学、计算机与故人》，翻开随便哪一页，都能撞见一些让人愣一下的想法。

他的自传《一位数学家的经历》（2023年新版改为《一位数学家的冒险》），我在学校图书馆翻到就放不下了。那书里不光写他自己，还写维纳（Norbert Wiener），写那些数学物理圈子里的怪人。维纳那脾气，大家都知道，乌拉姆写他跟人吵架的段子，写得活灵活现。最后一章叫《关于数学与科学的随想》，读着就像听一位老人坐在对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数学怎么跑到物理里去了，聊生物学会不会也需要数学，聊未来的事。

他有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黑板或草稿纸上的一些乱涂，能改变人类事态的道路——这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无尽的惊奇。”

一个一辈子跟抽象概念打交道的人，最后亲手改写了历史，自己却觉得不可思议。这难道不奇怪吗？或者说，这大概就是数学家特有的天真——他们琢磨问题的时候，很少去想这问题能带来什么，只是单纯地被那个谜团本身勾住了。

他跟保罗·埃尔德什（Paul Erdős）合作了五十年。埃尔德什有句名言，说数学家是“把咖啡转化成定理的机器”——这话其实是在说乌拉姆。但乌拉姆不光转化定理，他还转化出了氢弹，转化出了蒙特卡罗方法，转化出了混沌理论的种子。咖啡因在他脑子里，大概发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乌拉姆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三日，乌拉姆走了。他弟弟亚当比他多活了十六年，成了美国数一数二的苏联问题专家。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呢，在数学史上留了名，在氢弹史上留了名，可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他依然是个陌生的名字。

也好。他大概不在乎这个。

前几年有人碰到莫尔丁（Dan Mauldin）教授，他以前跟乌拉姆合作过。我忍不住问他：“乌拉姆到底是不是氢弹之父？”他想了下说：“是。特勒有很多想法，但大部分是错的。乌拉姆的想法，是对的。”我又问他乌拉姆这人怎么样，他说：“安静，话不多，但脑子里总在转东西。你跟他说话，有时候他会突然走神，然后过一会儿冒出一句：‘刚才那个问题，换个角度想会怎样？’”

对与错，父亲与母亲，种子与怀胎——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三号中午，有个数学家站在窗前，盯着花园发了会儿呆，然后转身说：“我找到办法了。”

那些涂涂画画，真的就改变了人类的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