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六日战争的惨败，犹如一道深深的裂痕，撕开了叙利亚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面纱。曾经炙手可热的速胜论骤然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全民的速败论。在这一片混乱与迷茫中，战败的责任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执政的复兴党政府头上。时任国防部长的哈菲兹·阿萨德与当时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萨拉赫·贾迪德之间的矛盾，终于走向公开化。

为了转移国内的压力，贾迪德毫不留情地抨击叙利亚军队及国防部在战争中的表现，特别是批评戈兰高地的撤退决策。贾迪德指责军方放弃这块战略要地，以保卫大马士革，使得阿萨德成为了战败的政治替罪羊。为了迎合愤怒的民众情绪，贾迪德进一步提出全面动员，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但这一提议遭到了阿萨德的坚决反对。戈兰高地的军事意义不言而喻：它是大马士革的门户，距离首都不到100公里，而以色列国防军占领此地后，前线与大马士革的距离仅剩80公里。阿萨德及叙军总参谋部曾多次尝试反攻，但都被以色列军队击退。若将叙利亚的所有精锐投入戈兰高地决战，败局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叙利亚将失去腹地，而以色列的军队将不费吹灰之力深入叙利亚心脏地带。

作为国防部长，阿萨德深知，尽管以色列的两线作战已显疲态，但叙利亚军队的战力远不足以支撑一场孤注一掷的全面进攻。正是基于这种冷静与责任感，阿萨德忍辱负重，默默为叙利亚的安全筹划。他在军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以及部分逊尼派的力量开始倾向于他。为了平息国内的舆论，贾迪德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宣布与美国、英国、西德等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断交，并对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全面抵制。然而，战争后的阿拉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埃及在失去西奈半岛后，与沙特的博弈彻底失败，埃及总统纳赛尔不得不低头认输。与此同时，在苏丹喀土穆举行的第四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埃及宣布从北也门撤军。

然而，叙利亚却拒绝参与此次会议，宣称绝不与封建反动政权为伍，这一举动使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达到了顶峰。由于贾迪德政府奉行亲苏的立场，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日益疏远，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 在国内，复兴党政府高压政治下沉寂已久的反对党派，趁机再度活跃起来。1968年5月，复兴党政府在多方压力下被迫批准成立进步阵线，该阵线由共产党和阿克拉姆·胡拉尼领导的阿拉伯社会党等左翼力量主导。进步阵线的成立原本是贾迪德有意推动的。他自1960年代中期起，便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在叙利亚的传播，并强力推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政策。尽管这些政策的执行极为激进，并且与现实脱节，但贾迪德始终坚定地站在左翼阵营的最前沿。进步阵线的创建，实际上是贾迪德通过制度化渠道试图引导和管控民意的一次政治实验。然而，现实却与他的设想大相径庭。进步阵线在成立不久后，便转而猛烈抨击复兴党政府，要求其下台，并将战败责任归咎于复兴党的激进宣传政策，认为其为以色列发动战争提供了口实。

此时的以色列正处于全民动员的状态，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进步阵线却将党派斗争置于民族存亡之上，实在荒谬。此举也暴露了1960年代国际左翼运动的普遍问题：脱离实际国情，机械照搬理论模式，缺乏对革命矛盾主次的判断，最终陷入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泥潭。即使这些革命联盟在取得政权后，往往也会陷入内部分裂、清洗和个人崇拜的怪圈。贾迪德最终无法忍受这一局面，决定彻底转变立场，开始大规模逮捕进步阵线成员，胡拉尼被迫流亡海外。

1968年，复兴党内部的分裂已成定局：以贾迪德、努尔丁·阿塔西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与以阿萨德、穆斯塔法·塔拉斯为首的军方务实派形成了公开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分裂并非由阿萨德主动挑起，也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派与地方派之争，而是贾迪德激进政策日益丧失民心的必然结果。无论是泛阿拉伯主义的破产，还是与实际脱节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未能凝聚国家的共识。叙利亚依然是一个事实上的散装国家。为应对危机，阿萨德提出实施先军政策，优先扩充军备，确保在面对以色列再次入侵时，能具备足够的本土防御能力。这一政策表面看似保守，实则充满谋略——它既回应了国家的安全关切，又避免了重蹈贾迪德冒进的覆辙。 与此同时，贾迪德继续将战败责任推给军队，并深知自己权力的根基来源于对军队的掌控。然而，他在上台后逐渐脱离了军职，转而热衷于扮演先锋政治领袖的角色，频繁发表演讲，主导外交攻势，猛烈批判右派和帝国主义反动派。这种脱离军事实务的做法无意中为阿萨德在军中的势力扩张创造了条件。到1969年，阿萨德已经事实上的叙军最高统帅，他相继罢免了贾迪德派系的多名高级军官，包括情报局长琼迪和第70装甲旅的旅长勒扎特·贾迪德，并通过掌控的监察机构逮捕了多位亲贾迪德的政府官员。两方的矛盾彻底公开化，尽管如此，作为昔日的战友，两人表面上依然保持着克制，未彻底撕破脸皮。 贾迪德自信尚有苏联支持，继续坚持其教条主义路线，主张干涉约旦、也门等君主国事务。但历史证明，苏联的革命输出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屡屡失败，而老子党—儿子党的垂直指令体系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内政方面，贾迪德虽然在苏联援助下推进了一些基础工业建设，但这些成就无法掩盖他在对以战略上的根本性失误。他仍固守人民战争的路线，扶植巴勒斯坦、黎巴嫩及约旦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尽管这一战略本身并非毫无道理，但在叙利亚这个四分五裂、军力孱弱的国家，这一战略无疑是无法奏效的。 然而，理解中东军事不对称性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人民战争的实施。中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中的成功经验，表明人民战争并非简单等同于全民动员或人海战术。中国共产党凭借长期的斗争，锻造出了一支高度政治觉悟与卓越战术素养的人民军队。反观叙利亚，贾迪德无法凝聚国内的基本共识，怎能谈得上发动一场真正有效的人民战争？他所推崇的人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