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邓支航

即便在“三孩政策”全面放开数年，育儿补贴乃至部分地方或企业出台更具力度的激励政策背景下，2026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依然给全社会投下了重重的阴影：2025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仅为792万人。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低值。792万出生人口的背后，是相较于2024年高达17%的断崖式跌幅，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生人口最低纪录。过去，我们将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诱因归结为的“三座大山”：居高不下的房价、萎靡的经济收入、昂贵的教育支出等诸多宏观视角上的现实压力。

然而，多种针对性的鼓励生育激励措施依然收效甚微，一方面的原因可能仍在于激励力度和广度不够。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忽略影响现代人群心理和行为的那个潜伏的“隐形因素”——来自互联网与社交网络对人类社会的冲击。

在这里，我们将从微观的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来探讨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互联网信息爆发和社交网络，是如何在无声无息中成为中国人口出生率创新低的深层催化剂。

对于作为生育主力军的90后、00后而言，他们是真正的“数字原住民”。互联网不仅是他们获取信息的工具，更是在心理和行为上重塑其婚恋观、育儿观、生活逻辑甚至生存本能的底层架构。

PART 01

数据背后的结构性危机：婚恋观出现的认知断层

2025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全国人口较上年减少339万人。从2016年“全面二孩”时期的1786万人，到如今不足800万人，短短九年间，出生人口降幅超过55%。

更严峻的现实在于生育主力出现了“心态崩塌”。来自美柚和厦门大学《2025生育全景洞察》调查显示，在18-25岁的00后中，明确有生育计划的比例仅为23.8%，而“倾向丁克”或“暂时不考虑”的比例竟高达76.2%。而且一些调查显示了这种代际间的婚恋观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断裂：

新一代群体开始认为“单身、恋爱、同居、结婚”没有优劣之分，传统的婚姻制度开始经历一场残酷的“去制度化”的过程。而在这场变革的背后，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来自社科学术领域的权威期刊《人口研究》的相关研究文章显示：上网时间每增加1%，个体的生育意愿就降低1.69%。控制其他变量后，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不使用者生育意愿低约10.5%。这意味着，相较于单纯的经济压力，科技进步创造的“奶头乐”效应和信息异化，是生育率下降更直接的诱因。

PART 02

被信息茧房扭曲的婚恋认知与被信息过载放大的育儿焦虑

01

被信息茧房扭曲的婚恋认知

在互联网时代，算法比你更了解你的焦虑。社交平台通过精准的用户画像和推送模型，构建了一个个“信息茧房”。

在流量逻辑的驱动下，离婚纠纷、家暴案件、婆媳矛盾等极端负面内容往往具有更高的传播权重。有研究显示，用户在连续接触3条相关负面信息后，同类推荐概率高达87%。这种算法逻辑让很多尚未步入婚姻的女性形成了强烈的“风险预设”：将个别极端的悲剧等同于普遍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青年婚恋观调查报告》显示，62.3%的年轻人表示其对婚姻的负面认知主要来自网络，而非现实观察。在信息茧房构筑的网络空间，理性的声音往往被极端言论淹没，造就了沉默螺旋，让原本有结婚计划的情侣产生无谓的恐惧，最终选择“只恋爱不结婚”，甚至导致已婚夫妻在短视频等社交媒体的挑拨下频繁产生“同床异梦”的裂痕。

除了负面婚姻内容，充斥太多“显性消费”的社交媒体内容，提高了人们的择偶条件，同时拉高了非单身受众对伴侣的期望和挑剔程度，影响到了现存关系的稳定和生育意愿。一些“小摩擦”在被算法喂养过的思维里会被无限放大为“不可接受”，甚至导致现实关系的极易崩塌。

02

被信息过载放大的育儿焦虑

与婚恋观念单向性极强的信息茧房有所不同的是，在育儿观念上信息过载放大了育儿焦虑。最新的“互联网信息成本理论”指出：互联网带来的大量的信息冲突(例如：育儿专家的不同流派、职场母职惩罚的各种案例)。这种信息过载导致了个体的“育儿焦虑感”指数级增长。当决策成本高于潜在收益时，人类的本能反应是“逃避决策”，即选择不婚不育。

而且社交媒体充斥大量“显性消费”特征的育儿内容，推动了育儿理念在硬件上的各种攀比，对受众的生育意愿造成了一定心理压力，甚至让受众产生了“给不了孩子好的硬件就不生育”的病态心理。

PART 03

多巴胺陷阱促进“即时满足文化”下的婚恋贬值

短视频、直播、短剧和网游，本质上是廉价的“多巴胺提取机”。它们通过高频、即时满足的反馈机制，正在系统性地改造人类的大脑。

而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成瘾机制的本质上是在“截流”本应投入到现实关系的能量。现实中的恋爱、备孕、育儿是一个周期长、反馈慢、高耗能的过程，这是一种典型的“延迟满足”。

但在多巴胺经济下，年轻人习惯了在几分钟内通过短剧或游戏获得多次愉悦反馈。其产生的结果是：年轻人对“延迟满足”的耐受度急剧下降，对于需要长期投入的情感投资感到乏味和困难。

越来越多的男性虽然渴望亲密关系，却不愿付出追求和维系的努力。于是，一种新型情感代偿机制出现了：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获取低成本的多巴胺。

“不想拥有爱情，只想亲近爱情。”

这种心态在18-35岁人群中尤为普遍，有73%的受访者有过虚拟恋人或开放式恋爱等经历。当虚拟世界的快感唾手可得时，现实中伴随磨合与风险的真实情感便显得“性价比”极低。

而通过算法提供的多巴胺是毫秒级的即时满足。

PART 04

虚拟世界的侵蚀让人们正在丧失真实社交能力

互联网在连接世界的同时，却在割裂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连接。出现了普遍的“线上社牛，线下社恐”现象。

虚拟的社交网络提供了“算法好友”和即时支持，省去了现实交往的成本。长期沉浸于此的青少年，面对面的现实交流能力退化，出现语言表达不畅、眼神交流不自然等问题。

包括“搭子”、“情绪价值”这些高频热词的出现，正是基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社交网络形成深度依赖后，主要用来描述真实连接体验的产物。这类用词现象的演化从另一个侧面映射了过去如呼吸一般普遍的真实连接已经开始变得稀缺，甚至要被重新描述去定义它。

同时，虚拟世界对现代人时间的吞噬犹如黑洞，让人们的日常执行力大大降低，几乎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创造更多约会机会，进一步降低了社交意愿和社交能力。

笔者身边就见到太多例子，很多年轻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礼貌用语和礼节性的交流行为，例如很多00后甚至95后已经不太会跟长辈打招呼了，遇到关键的交流需求往往出现躲避不主动沟通的情况。

PART 05

来自神经科学的关键证据

除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在调查研究层面带来的强支撑推理逻辑，来自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在通过更加硬核的关键证据，不仅解释了现代人“为什么不想生”，更从底层生理机制上揭示了互联网是如何通过重塑大脑来影响人类社会行为的。

01“短视频大脑”与执行功能退化(2024-2025年研究)

在一个由多国神经科学家联合进行研究里，是重点通过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EEG(脑电图)观察重度短视频使用者的大脑结构。研究发现，频繁刷短视频的人，其负责执行功能、决策和自我控制的前额叶皮层(PFC)表现出较低的活跃度，甚至出现明显的白质结构异常。

这种神经系统层面的“短视频大脑”让年轻人更容易陷入冲动和短期决策中，导致个体对需要长期投入、低频率反馈的任务(如经营婚姻、养育子女)产生严重的耐受性不足和回避倾向。

02哥伦比亚大学：AI社交与情感响应萎缩实验(2025年)

该实验专门针对“虚拟亲密关系”对人类社交大脑的影响，对比了人类与AI互动时的神经反应。实验显示，当受试者接受来自AI伴侣的完美问候(如“早安”或情感支持)时，其大脑伏隔核(奖励中心)的分泌水平比面对真人时高出约37%。

经过连续6周的AI高频深度互动后，受试者在面对真实人类的情感需求或矛盾冲突时，前额叶的激活程度下降了29%。这意味着AI提供的“无摩擦情感”正在退化人类处理真实复杂关系的“神经肌肉”，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易感到社交疲惫和“爱无能”。

03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多巴胺激增速度与成瘾回路(2023-2024年)

这一研究通过PET-fMRI技术，首次定量分析了多巴胺上升速度对大脑皮层的影响。

研究证明，相比缓慢自然的成就感，互联网社交内容带来的“快速多巴胺激增”会直接激活一个包括前扣带皮层(dACC)和岛叶在内的特殊回路。

这一机制会引发“顶层控制失效”，使得大脑的情感系统更倾向于寻求数字空间的低成本快感，而执行系统(负责计划未来、组建家庭)则因长期受抑而变得迟钝。这解释了为何年轻人即使在理智上知道需要考虑未来，但在行为上却无法摆脱数字娱乐的牵引。

这些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共同揭示了一个残酷的逻辑：互联网并非只是带来了信息过载，它实际上是在生理层面重塑了人类的奖赏系统。

当AI和算法能够提供比伴侣更精准、更及时的多巴胺回报时，繁衍后代的生理冲动就会被这种更高频率的数字冲动所覆盖。现代人正在丧失处理包括婚恋和生育在内的这种长周期决策的神经基础。

PART 06

其他国家的案例

面对生育率困局，中国并非孤例。观察东亚及欧美国家，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普及率与生育率下降呈现出惊人的时间耦合性。

东亚(韩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生育率已跌至0.72左右，成为全球零生育率风险最高的国家。这些国家社交网络极度发达，数字娱乐高度挤占了现实社交时间，导致线上约会文化助长了挑剔，却减少了真正的连接机会。

欧美国家：欧美国家几乎均处在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有着优厚的鼓励政策，但近些年的生育率也在明显走低。美国虽短期有反弹迹象，但长期下行趋势未变，而且其白人婴儿占比已经跌破50%。欧洲生育率还在进一步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

统计显示，美国Z世代面对面社交的时间在十年间减少了四分之一。社交软件在欧美同样创造了“无限选择的幻觉”，导致年轻人陷入“爱无能”的困境，习惯了快餐式互动，难以沉淀出深度连接。

PART 07

如何应对数字文明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

中国2025年出生人口的新低，恐怕是互联网信息爆发冲击人类社会重塑婚恋观念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我们将生育率的下降仅仅归咎于“没钱”，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撒钱最多的韩国反而生育率最低。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正是通过系统性地扭曲认知、改变奖赏机制、侵蚀社交能力，成为了中国人口危机的隐形催化剂。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对婚姻观念带来的的冲击只是人类社会被重塑的缩影之一，它标志了人类文明中家庭单位开始出现瓦解的迹象。这个变化也似乎在表明了，而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在面对这个数字社会时，正在经历从生物性繁衍到数字化永生的价值观迁移。

而面对即将到来的AI社会，这场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将更加深刻。我们几乎可以毫无悬念地预见：在未来AI将会充当人类亲密关系的完美替代品。它将会为人类创造一个完美的、自洽的情感闭环。

当人类不再需要通过另一个人类来获得归属感和存在感时，基于生物繁衍的社会结构将面临更加彻底的崩塌风险，人类可能真将最终沦为马斯克口中的“只是硅基文明的启动器”。

面对AI大潮加速到来的社会解构崩塌风险，我们必须要开始采取更多的措施进行改变，除了利用AI技术本身来进行更深入的数字治理，还可以着力构建“技术-社会-个人-政策-文化”五维协同的防护体系，实现“虚拟增益现实，现实滋养虚拟”的良性循环：

• 技术层：推出现实世界的交互激励和虚拟世界的防沉迷机制，例如通过技术手段的强制干预，发起类似“运动银行”的社交网络防沉迷奖励与监督机制

• 社会层：强化线下场所的社交功能，通过AI等技术手段匹配现实社交活动；鼓励社会组织和社区开展高质量的线下活动，帮助人们走出信息茧房，重建真实的情感感知力和爱的能力。

• 个人层：倡导“数字断食”运动，利用可监测机制约束网络沉迷和激励社交；通过社区活动、家庭传统强化现实体验的独特价值。

• 政策与文化层：推动数字健康相关法案落地，规范社交平台防沉迷责任；设立AI伦理委员会，制定“内容健康度”等标准规范。在公共教育中增设数字公民和AI伦理相关课程。在学术层面鼓励相关课题研究。

写在最后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并不仅仅只是技术进步那层简单逻辑，它带来了信息爆发的数字浪潮正在重构整个人类社会，但它不应该成为阻碍人类情感连接的障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归人性的本质，重新审视指尖那块屏幕与真实生活之间的边界。

2025年的人口出生数据只是一个警钟，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技术文明对全球人类生物本能的一次降维打击，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

附：相关研究列举(含本文已存在的引用)

国内的相关研究与报告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4年成年人与在校大学生婚育观调查报告》

  该报告指出“网络信息茧房”效应可能系统性地放大了对婚姻风险的认知。

• 《人口研究》(社科学术领域权威期刊)2022年的研究

  该期刊在2022年5月同期刊发了两篇关于互联网与生育意愿关系的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上网时间每增加1%，个体的生育意愿降低1.69%；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不使用者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约10.5%。

• 华东师范大学2023年的调研

  发现90后群体存在明显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割裂”，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6个，但实际生育率仅为1.18。

• 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2024年的问卷

  显示00后中有23%表示可能选择不生育，18%考虑丁克或单身生育。

• 针对特定群体的研究

  有调查显示25.45%的女大学生群体陷入了“生育焦虑信息茧房”，其接触的恐婚恐育内容直接影响了她们的婚育选择。

国外的相关研究与趋势

• 新加坡的研究

  研究发现新加坡低生育率背后存在技术替代的隐性影响，即社交媒体与娱乐产业提供了情感替代品，削弱了家庭作为情感载体的功能。

• 美国的研究

  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

  研究显示频繁的即时奖励(如短视频、直播)会削弱大脑前额叶皮层功能，导致人们丧失对“延迟满足”的容忍度，进而影响需要长期经营的婚恋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

  发现持续接受AI或虚拟社交的情感响应会导致前额叶激活下降，印证了现实情感响应能力的萎缩。

  美国心理学会数据

  显示50%的年轻男性因为“害怕被拒绝”而选择用AI代替现实约会。

• 日本的研究

  日本NHK的调查显示，30%的单身男性完全依赖虚拟伴侣，已有4%的青年与虚拟角色建立了情感关系。

• 全球共性研究

  统计数据发现，全球各国的总和生育率曲线大多在2014年前后进入新一波下滑高峰，这与新媒体(移动互联网、短视频等)的普及曲线呈现惊人的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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