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锂电在全球市场所向披靡之时，产业链上游的矿产“命脉”正一点点被掐住。

2月24日，非洲锂资源大国津巴布韦突然宣布：即日起全面禁止锂精矿出口，所有未清关货柜一律扣留。据Mysteel调研，目前禁令已实质性影响发货，所有未加工矿物（包括硫酸锂、锂精矿）的发运均已暂停，具体解禁时间未定。

华夏能源网注意到，仅仅一周后，3月4日，印尼将2026年镍矿产量目标下调为2.09亿吨，相较于此前印尼工作计划和预算（RKAB）批准的2.6-2.7亿吨的生产配额总量，再度缩减了约20%。

这些矿产资源国接连发生的变局表明，全球资源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持续高涨。从“卖矿石”到谋求“定价权”，它们试图通过拧紧“水龙头”来改写全球矿产资源话语体系，以此来获取更大、更长远的资源利益。

在这套新剧本中，受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锂电企业。过去十几年间，中国锂电企业经过几轮出海，好不容易构建起“全球买矿-中国制造-供货全球”的完善产业链。如今，这套体系正在慢慢失效。

面对全球锂电关键矿产资源变局，中国锂电企业该如何应对？

关键矿产禁令层出不穷

2月24日，津巴布韦宣布立即暂停所有未加工矿产和锂精矿的出口，包括目前在运输中的货物，解除时间将另行通知。

津巴布韦是全球第四大锂生产国，出口的锂精矿90%以上流向中国，约占中国进口锂精矿的19%。这一出口禁令对中国乃至全球锂电产业链有重要影响。当日，国内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以11.8%的涨幅高位开盘。

事实上，这并不是锂电关键矿产资源国的第一封禁令。

2025年2月，刚果（金）政府推出钴出口禁令，暂停钴矿出口4个月，并在禁令到期后，又继续延长了3个月。直到去年10月，禁令才解除，转为出口配额限制，12月正式恢复钴出口，禁令累计实施了10个月左右。

刚果（金）的出口禁令，是典型的“限产挺价”行为。此前，由于三元锂电池需求放缓、磷酸铁锂电池替代，钴的需求增速远低于产能扩张。钴价自2022年高点以后持续下跌，到2025年初已跌破每磅10美元，创五年新低。作为全球最大的钴储量和生产国，钴价低迷直接影响了刚果（金）的收入。通过出口禁令，直接提振了全球钴价，2025年底国内金属钴报价较禁令前上涨超150%。

全球第二大钴资源国，同时是全球最大的镍资源国（约占全球60%）的印尼，也在不断收紧镍矿出口。2020年，印尼全面禁止镍矿原矿出口，并强制采矿许可证持有者必须在印尼境内对包括镍矿石在内的原材料进行加工和精炼。

此外，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此前也出台了类似的禁令，南非在2025年批准了《关键矿产与金属战略》，其中明确铂金、锰矿等为高关键性矿物，黄金、稀土等为中高关键性矿物，铜、石墨等为中等关键性矿物。南非据此不断加强对矿产市场的监管，并限制相关矿产的出口。

资源国收紧出口的两重逻辑

锂电材料资源国不约而同地管制资源、限制出口，背后主要是两大方面的原因：避免“荷兰病”与全球资源民族主义。

荷兰病（Dutch Disease）起源于1959年。当时，荷兰在境内发现巨量天然气后，开始大规模开发。随着天然气出口激增，大量外汇涌入，荷兰盾汇率猛然上升。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向天然气部门转移，使得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削弱，形成了“去工业化”的问题，荷兰经济结构变得单一。到了70年代，荷兰出现严重通胀，同时，由于资源价格波动，国内经济持续动荡。

回到当下，无论是津巴布韦的锂矿禁令、刚果（金）的钴矿禁令，还是印尼的镍矿限额，本质上都是关键矿产资源国在努力规避“荷兰病”，以避免依靠矿产出口的经济模式导致国内经济结构失衡。

为了摆脱“荷兰病”，资源国通过禁止或收紧原矿出口，以强制下游企业在本地建厂，把高附加值的加工环节留在国内。

例如津巴布韦矿业部部长坎巴穆拉（Kambamura）表示，该措施是出于国家利益，政府旨在提高矿产透明度、促进选矿深加工，并最大化保留资源价值。

印尼的实践表明，这一措施是非常管用的。镍矿禁令实施后，大量投资涌入印尼，冶炼厂、前驱体工厂相继落地。印尼的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原矿出口接近停滞，取而代之的是中间体与精炼产品。产业链下游的利润蛋糕，印尼成功切走了一大块。

华夏能源网注意到，这背后还有另一重逻辑，即全球资源民族主义的抬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永中博士发表文章称，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主要出现在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通常以实现强化资源主权、控制资源流向、提升资源价值为目标。

王永中指出，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提高税率或特许权使用费率；二是实施征收或资产国有化；三是重新谈判或停止已有合同；四是限制或禁止原矿石出口；五是探讨建立产销联盟。

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全球锂矿资源供应链稳定带来强烈冲击，严重损害了投资国的利益，践踏了国际规则和契约精神，引起投资国的严重不满。

例如，面对印尼镍矿出口禁令这一资源民族主义行为，欧盟早在2019年就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磋商请求。不过，磋商未能达成，2021年，欧盟请求WTO成立争端解决专家组，最终裁定印尼禁令违反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2022年，印尼再度上诉，此后几年间，双方的诉讼陷入停摆状态。

中国锂电企业该如何应对？

多年来，中国锂电企业在全球收购矿产资源，将冶炼、加工、制造等环节在国内进行，又将制成的产品运往海外销售，这套贸易模式已经轻车熟路，掌握着全球锂电材料市场的绝对话语权。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锂电关键矿产资源国“掀桌子”，中国锂电企业“全球买矿-中国制造-供货全球”的模式正受到挑战，出海的门槛被大幅抬高。面对新变局，中国锂电企业该如何来应对？目前有三条现实可行的路径。

第一条，要从买矿思维转变为扎根本土，与矿产资源国长期互利共赢。

单纯在海外持有矿山资产的公司，在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当下，是极其脆弱的。而扎根本土，就是要在资源国形成完整产业链，让自己成为资源国工业化不可或缺的一环。中资企业在印尼的镍中间品加工布局，就是最好的样本。

例如格林美（SZ:002340）在印尼布局了大型镍资源湿法冶炼项目；华友钴业最早在印尼布局镍资源，构建了镍、钴、锂新能源金属全产业链；而中伟新材（SZ：300919）作为全球三元前驱体龙头，向上游延伸布局印尼镍冶炼资源，不仅保障供应链安全，也吃到了冶炼环节的红利。

华友钴业在印尼的成功，不只是因为去得早，更是因为它把自己变成了印尼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它不只带去了资本，更带去了技术、就业、产业链，这种深度嵌入，才是资源国政府真正愿意保护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华友还主动引入有政府背景的本地伙伴或国际战略投资者，先是将LG化学引入印尼项目，后又向丰田通商出售部分股权。“股权多元化是很好的风险分担机制。”华友钴业副总裁孙立会明确指出。

华友在印尼哈马黑拉岛的镍资源开发项目（图源：华友官网）

第二条，尽量寻找替代矿源，从单一地域押注到多区域对冲。

面对资源国政策收紧和地缘政治风险，中国锂电企业需要一套系统性的“组合拳”，而不是零散的应对。尤其不能再“押宝”单一国家，而应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组合式”的资源篮子。

例如，赣锋锂业既在阿根廷的“锂三角”核心区通过控股PPGS等项目锁定低成本盐湖资源，也在非洲马里通过Goulamina项目获取高品位锂辉石；中伟股份则在阿根廷布局Jama和Solaroz项目，锁定超1000万吨LCE资源。这种布局能有效对冲单一地区的政策或供应风险。

第三条，技术替代与资源回收协同。

当矿产资源更加稀缺、价格更高，中国锂电企业最管用的办法，是向技术创新要答案，寻求更多可替代的方案。目前，中国企业在磷酸铁锂路线上已经系统性地降低了对钴的依赖；钠离子电池的商业化，理论上可以进一步绕开锂资源的地缘约束。

此外，电池回收也是自力更生的重要路径——钴、镍、锂均可从退役电池中高效回收，这是在地缘博弈之外，中国锂电产业链重建原料自主性的可行解决办法。随着退役电池规模在2030年前后进入爆发期，电池回收的战略价值将充分凸显，这会成为中国企业的“新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