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四渡》发布了一款场景版海报，海报的内容是遵义会议。有些朋友对此表示好奇：这电影拍的不是“四渡赤水”吗？遵义会议跟四渡赤水有何关系？我看网上很多解读四渡赤水的大V很少提及遵义会议，在此不妨先下一个结论：如果当时我党没有召开遵义会议，就不可能有让人叹为观止的四渡赤水。

很多朋友都多少从网上的爆款短视频中了解过四渡赤水，知道教员用兵如神，但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在四渡赤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员是根本没有兵权，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资格。

那么教员经历了什么？教员的人生低谷是什么样子？亲手创立了这支工农红军的教员，他的兵权是怎么失去的呢？

想当年，教员组织秋收起义，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上井冈山打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接着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选为主席——从此“主席”这个名称便伴随他一生。

而当时的校长其实是相当有“远见”的，他宁可不打日本人也要坚持“剿共”，说明在校长的心目中，教员才是他真正恐惧的“大敌”，但是校长连续三次对当时中央苏区的“围剿”，都被用兵如神的教员和朱老总给打退了。

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遵从当时中央上级领导（共产国际）的“莫斯科派”回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开始领导中央苏区，他们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不认同当时教员和朱老总的打法，并且将据理力争的教员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那时被迫远离中央的教员，看清了人情冷暖：“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34年，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湘江一战，红军伤亡惨重，由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教员知道，再这样任由他们错误指挥，红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于是，久病初愈的教员打起精神，开始了他的“神之操作”。

第一步，是“眼力”。教员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中央的“莫斯科派”并不是铁板一块。除了博古、李德，还有很多留苏归来的同志可以争取。教员的目光，投向了同样被排挤的王稼祥和张闻天，而当教员的目光穿过他们，还看到了在一线带兵的指战员们，比如性烈如火的彭德怀，就曾经痛心疾首地斥责过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

教员意识到，这些人是可以团结的。

教员出手的第二步，是“说服力”。长征开始之后，教员有意地走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经常一起分析问题、讨论军事问题；没过多久，这二人就对教员心服口服，并且逐渐意识到教员才有可能真正挽救这支红军。

博古当时对此并没有理会，反而是“洋指导”李德本能地察觉到不对。他看到教员要么天天跟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高谈阔论，要么在各个军团找人促膝谈心……他于是抱怨教员“眼里没有行军纪律”，但他并不知道，教员正在默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过教员深入进行的思想工作，各个军团的一线指战员，逐渐也意识到教员的军事思想才是切实可行的、符合实战的。多年之后，教员说过一句话，可以作为他这段工作的总结：“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教员出手的第三步，是拼“魄力”。当红军渡过湘江之后，面对这支疲惫之师将往何处去之时，中革军委召开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会议。“洋指挥”李德在情报显示即将面临的重重阻碍面前，依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重新被邀请参会的教员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建议红军去敌人空虚的地方——西进贵州。虽然李德仍旧固执己见，但教员的这一建议获得了与会者的多数支持，于是红军改变既定路线西进贵州。

教员此刻意识到，经过了血战湘江，博古李德已经失去威信，多数同志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站到了自己这一边。但当时教员还拿不准的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是当时军事指挥“三人团”之一（另外两位正是博古和李德）。

很快，教员就知道了周恩来的态度。几天之后的黎平会议，周恩来拿会议纪要给李德看，李德再次固执己见，违背中央会议决议，依然要红军按照他既定的路线走。面对一根筋的李德，周恩来气愤地拍了桌子上，马灯被震得跳起来，摔得粉碎——你没看错，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红军生死关头的关键问题上，真正动怒了！

教员马上明白，周恩来也已经站在自己这边，确切地说，是站在正确的一边、站在实事求是的一边。于是他主动找到周恩来，只说了四个字：“不要理他！”（指李德）

此刻，距离教员重新掌握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只欠一粒火星、一声冲锋号、一股万事俱备时的东风。

而这股风很快就来了。当红军长征至贵州黄平境内，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病中的张闻天和负伤的王稼祥，二人头靠头躺在担架上休息。王稼祥问道，“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他们一致认为，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教员出来，教员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当天晚上，这个消息在红军几位主要将领中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得尽快开一个会，总结之前的军事路线问题，并争取调整红军的军事指挥机构，最关键的是：让教员出来指挥。

而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召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两天之后，四渡赤水战役正式打响，重新回到军事指挥中心的教员，以三万红军，面对敌人密不透风的四十万大军组成的铁桶阵，用兵如神，名垂军史！

遵义会议后来被视为“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因此，在电影中要真正拍好“四渡赤水”，必须先拍好这场关键的遵义会议。既然要展现出教员用兵之“神”，那么更加要表现出当时教员处境之“难”。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遵义会议对于四渡赤水这么重要，那么为何1983年的老电影《四渡赤水》对此没有进行具体展现呢？

那是因为1983年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客观因素导致当时的创作者未能完全地解放思想、能够实事求是的去进行创作，比如当时参与了遵义会议的林总该不该体现，如何体现？在当时都会面临很大的争议和阻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我党一贯实事求是的作风，影视作品中才逐渐松绑，才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地描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而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本身就具有动人心魄的魅力，期待电影《四渡》可以弥补之前的遗憾，可以更加客观全景地展现当时教员和这支人民军队面临真正“天崩开局”的不易，从而更加能够让我们深切体会到歌里传唱的那句“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