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8日，英国曾统治了11年的铁腕女首相撒切尔去世了。按理说，BBC应该播放一些哀乐，大家也许会心生感慨，毕竟她曾是首相，总得给点面子，送上一些哀悼。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那天全英国最热的歌曲竟然是一首名为《丁冬！女巫死掉了》的老歌，这首歌一夜之间跃升到了单曲榜第二位。在格拉斯哥，当晚的香槟几乎卖断货，酒吧里充满了欢笑和庆祝的声音，甚至有些人走上街头跳起了舞。这哪是葬礼，分明是一场迟到20年的盛大派对。要理解这群人为何如此庆祝，我们得回到1979年的冬天。

当时的英国，外界给了它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欧洲的病夫。伦敦街头到处是没人清理的垃圾，堆得比人还高，味道臭得可以熏死苍蝇。医院里的护理人员罢工，病人只能在走廊里躺着，甚至连殡仪馆也停工了，死者都找不到地方安葬。在这样绝望的环境下，玛格丽特·撒切尔带着她那标志性的黑色手提包进入了唐宁街。她手中没有花束，而是拿着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撒切尔的逻辑十分简单，甚至有些冷血——国家之所以病入膏肓，是因为养了太多懒汉，国有企业消耗了太多的资源。

她的解决方法就是卖掉这些负担。英国电信、英国煤气、英国航空等本属于国家的庞大企业，像废弃的旧家具一样被甩卖。伦敦的金融人群因此大发横财，俨然成了现在的炒房团，一夜之间暴富。那个年代的伦敦，高档餐厅里香槟常开，被称为雅皮士的年轻富豪们意气风发。对于这些人来说，那是黄金时代；但对另一些人来说，那是用他们的血汗换来的财富。将视线移向英国北部，情况完全不同。

对于那些在煤矿和钢铁厂工作的蓝领工人来说，撒切尔的改革简直如同灭顶之灾。煤矿亏钱？关！效率低？滚！她根本不关心这些矿工背后养活了多少家庭，也不在乎某些小镇是否依赖煤矿生存。

在她的眼里，只有赚钱和赔钱，没有情和义。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1984年。当时，为了反对政府关闭矿井，全国的煤矿工人纷纷举行罢工。但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劳资之争，更像是一场内战。撒切尔早就预见到这一点，提前积累了大量煤炭，并动用了全英国的警力来镇压这场罢工。在奥格里夫焦化厂的那一天，警察骑着高头大马上前，挥舞警棍冲向手无寸铁的矿工，场面与古代骑兵冲锋十分相似。

结果如何？工会最终落败，甚至一无所有。随着矿井的关闭，曾经繁荣的小镇瞬间变成了鬼城。男人们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尊严，酗酒和家暴成了常态。对于这些被时代遗弃的人来说，撒切尔的改革不仅仅是在实施政策，她简直是在进行一场屠杀——虽然没有用刀，但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心。如果说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只是让一些人感到崩溃，那么她在执政末期推出的人头税，则完全表现出她的傲慢。这个政策意味着，无论你住在几千万的豪宅里，还是在街头扫地的清洁工，你都得交一样的社区税。

撒切尔称这叫做公平，她的理由是大家都享受了相同的路灯。其实这无异于变相收取保护费。老百姓们终于爆发了，1990年的特拉法加广场一片火光，原本平静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了大规模的骚乱。保守党内部很快意识到，撒切尔已经变成了负担，联合起来将她推下了台。所以，2013年她去世时，英国社会已经分裂成了两派。受益者认为她是英雄，挽救了英国经济，并且成功打赢了马岛战争；而受害者则视她为女巫，认为她摧毁了他们的生计，冷血无情。

撒切尔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一句很尖锐的话：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家庭和个人。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直白，就是各凭本事吃饭，饿死了那是你的问题。她让个人奋斗的精神得到了释放，但也断绝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的纽带。最终，撒切尔成为了一位极为罕见的信仰型政治家。她不像今天的政客们，为了选票而改变立场。她认定的理念是坚定的，哪怕有时显得偏执。

撒切尔清楚自己的政策会带来痛苦，但她认为这是英国复兴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这个代价并不公平地分配——富人享受了财富，穷人却在承受打击。当我们在2013年听到《丁冬！女巫死掉了》这首歌时，实际上我们听到的并不是对一个老太太死亡的幸灾乐祸，而是那些被压抑了30年的愤怒和无奈的回响。那些在80年代失去工作的矿工，那些因为福利削减而无法看病的单亲妈妈，他们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做出了对那个时代的最后告别。撒切尔虽然赢得了当时的经济数据，但却失去了人们的心。

直到今天，英国依然在极度崇尚个人主义的撒切尔的孩子们和被遗忘的底层之间痛苦挣扎。直到她的葬礼结束，那首滑稽的《女巫死掉了》仍然在榜单上挂着。而在几百公里外的约克郡，几个老矿工默默喝干了最后一杯酒，谁也没有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