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郑雨航 每经编辑｜王嘉琦 高涵

11月的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正值丰收时节。

近郊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试验田里，汗水浸透衣背的当地农民史蒂芬（Stephen），正弯腰收割水稻。他手中的稻穗名为GAWAL-R1，是一款来自中国的超级稻。

“中国的稻种，给了我们丰收的底气。”史蒂芬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称每经记者）说。

尼日利亚农民Stephen正在收割GAWAL-R1超级稻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郑雨航

在这个非洲第一人口大国，中国超级稻GAWAL-R1历经了11年——既要适配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种植条件，又要突破市场推广的重重阻碍，更要赢得当地农户的信任与认可。

这不仅是一个农业技术援助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守、信任与融合的“中国方案”在非洲大陆的生动实践。

克服水土不服：量身定制“非洲版”超级稻

2014年，25岁的徐国新作为“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以下称“绿色超级稻”）项目的一员，来到尼日利亚。他未曾料到，自己将在这片土地上驻守11年。

空中俯瞰尼日利亚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郑雨航

2008年，由中国政府（科技部）与盖茨基金会联合资助的“绿色超级稻”项目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我国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主持的最大国际农业科技扶贫项目，旨在向亚非国家分享中国的优质水稻品种、种子和生产技术，并培育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干旱、洪涝和病虫害等威胁的水稻新品种，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种植条件。尼日利亚是8个非洲目标国家之一。

徐国新最初的设想，是复制中国杂交水稻的“神话”。然而，现实给了团队当头一棒。

“杂交水稻每公斤要5到6美元，而当地常规稻种只要1美元。”如今已是中地海外集团旗下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以下称绿色农业西非公司）副总经理的徐国新回忆起当年的窘境，“他们祖祖辈辈都习惯自留种，没人能理解为什么每年都要花钱买新种子。”

徐国新在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阿布贾驻地的办公室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郑雨航

更严峻的挑战来自硬件。面对落后的水利、稀缺的农机，需要精耕细作的杂交水稻“英雄无用武之地”。

团队将目光从“最好”的技术，转向“最合适”的技术。他们要找的，不仅是一个高产品种，更是一个能与当地经济、种植习惯和自然环境严丝合缝的“最优解”。于是，他们将从中国带来的、由中国农科院提供的40余份水稻材料进行了筛选、对比和培育试验。

数年后，一款为尼日利亚“量身定制”的超级稻GAWAL-R1脱颖而出。其产量高达每公顷8.0吨，远超当地主流品种FARO44的5.6吨；其抗病性和抗倒伏性等多项关键指标均显著优于当地主流稻种。

尼日利亚农田与农户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郑雨航

2017年，GAWAL-R1成为首个由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成功培育并审定的水稻品种。尼日利亚政府更是将其推荐至西非经济共同体的其他14个成员国。

GAWAL-R1，终于获得了在这片土地上的“通行证”。

突破销路梗阻：从政府依赖到直面农户

种子的难题解决了，市场的“硬骨头”接踵而至。

起初，徐国新的公司高度依赖尼日利亚政府的农业补贴订单。这是条捷径，却也脆弱不堪。

作为非洲第一大产油国，尼日利亚的财政与国际油价同频共振。2015年前后，国际油价高企，该国政府对农业投入充足，补贴订单稳定。但到了2018年10月，国际油价大跌，尼日利亚财政吃紧，农业补贴几乎完全取消，订单量随即断崖式下跌。徐国新说，那是公司最艰难的时刻。

唯一的出路，是走向真正的市场，走向散布在广袤乡野间的千万农户。2019年起，公司决定直接下沉到乡野基层市场，向农户销售GAWAL-R1稻种。

这条路，是用车轮和双脚一步步丈量出来的。从首都阿布贾到尼日尔州比达，地图上短短200公里的距离，往返却需耗时近15个小时。路面布满“炮弹坑”，倾覆的卡车横在路旁，“拦路索财”时有发生。每一次下乡推广，都是一场冒险。

尼日利亚复杂的交通状况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郑雨航

尼日利亚村镇公路上穿行的行人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郑雨航

“跑断腿也覆盖不了几个村庄。”徐国新说。低效和高风险倒逼着商业模式再次进化。2023年，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启动——构建本土化的分级经销网络。

“我们在每个州直接对接有信誉的当地经销商，签订协议并提供优惠的价格，将利润让渡出去，激活整个链条。”徐国新解释道。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将利润让渡给当地社群，激活从州级政府机构、经销商到村镇零售商的整个链条。当尼日利亚人自己也能从销售中国稻种中获益时，市场的“毛细血管”被瞬间激活了。

如今，这张网络已覆盖尼日利亚三分之一的州，GAWAL-R1销量的88%来自散户。企业不仅扭亏为盈，更重要的是，拥有了深入市场末梢、可持续运营的商业网络。

打破信任壁垒：从“眼见为实”到“人心相通”

商业网络解决了“卖给谁”的问题，但最难的一关，是如何叩开人心，让保守的农民愿意买中国的种子。

“无论你说得多好，他们还是相信自己种过的种子。”尼日利亚国家谷物研究所的专家博拉吉·萨利胡博士（Dr. Bolaji Salihu）一语道破了技术推广的核心障碍——信任。

他们的保守源于教育水平的局限。很多农户未接受过小学以上教育，识字率低，大多不会讲英语。

徐国新的团队用了最“笨”也最有效的方法：眼见为实。

他们在村庄旁建起试验田，一边是GAWAL-R1，一边是当地品种，从播种到收获，全程对所有村民开放。收割的季节到来时，GAWAL-R1稻穗沉沉低垂与另一边穗头瘪瘦的景象，形成了最明显的对比。

在尼日利亚田地里的本地稻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郑雨航

实打实的收益最有说服力。经徐国新测算，在相同的投入下，种植GAWAL-R1，每公顷每年能为农户多带来约1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这笔钱，在一个1.39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国家，足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萨利胡博士的调研也证实了这个办法的成功：“我们分发稻种给农户，一年半后回访，他们几乎全部采纳了GAWAL-R1，并决定继续使用。”

尼日利亚农户接受中国专家指导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郑雨航

技术之外，情感的连接让信任的根扎得更深。徐国新曾反复劝说自己的尼日利亚司机送孩子上学，甚至主动提出补贴学费，最终让这位父亲改变了“上了学也一辈子走不出这个村子”的观念。如今，这个孩子已升入初中，这位司机也靠种植中国超级稻，体面地供养着全家。

另一位在绿色农业西非公司工作了17年的尼日利亚员工也向每经记者透露，他来自卡杜纳州，靠着稳定的收入，在首都盖房、娶妻和生子。

当GAWAL-R1与孩子的前途、家庭的温饱紧密相连时，信任的壁垒便悄然消融。

尾声：一粒种，一条链，一个未来

GAWAL-R1是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的一个深刻缩影。从马达加斯加到布隆迪，从乍得到卢旺达，中国的杂交稻、常规稻和旱稻技术正以不同的方式在非洲大陆开花结果。

“非洲有全球60%的可开垦耕地，却难以养活占全球约20%的人口。从硬件来看，非洲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灌溉条件尤为薄弱。当地仅15%~20%的农田具备灌溉能力，却贡献了70%~80%的粮食产量；其余70%~80%的农田产出占比不足20%，这种‘靠天吃饭’的格局严重制约产量提升。一方面，我们需要开发改良的水稻品种及相适应的水稻种植技术，进而提高稻米生产力，另一方面，当地也需要建立完善的农业推广体系，让创新的产品和技术惠及非洲小农户，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朱庆华介绍非洲农业发展的现状时说道。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全程参与绿色超级稻项目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分子设计技术与应用创新团队首席资深专家徐建龙二级研究员向每经记者指出，非洲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凸显。以尼日利亚为例，该国每年约60%的大米依赖进口，消耗大量外汇。“非洲亟待构建本土化品种选育与推广体系。”

中国农业科学院与盖茨基金会于2021年9月启动了“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项目，从上游育种、制繁种到下游种子推广、营销，形成完整的链路，推进西非国家水稻种业体系的建设，徐国新所在的绿色农业西非公司也参与了这一体系的建设。

徐建龙（右二）与中外专家考察尼日利亚稻田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郑雨航

徐建龙认为，中国农业技术援助非洲的关键在于，从单一的“给技术”转向体系化的“共成长”。

新华社报道称，根据《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首个三年规划，中国已向非洲派出500余名农业专家，培训近9000人次。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在非洲建成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300多项先进农业技术，带动当地农作物平均增产30%至60%，惠及100多万非洲小农户。

尼日利亚农民接受每经记者采访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郑雨航

2024年发布的《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已与23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了农业合作机制，签署72项合作文件，在非农业投资存量突破10亿美元，200余家中资企业扎根非洲，从粮食种植到加工贸易，搭建起全产业链协作网络。

“中国企业需有长期扎根的魄力！”徐建龙说，中国农业技术出海正从单一品种输出向“良种、良法、良田”体系化赋能转型，要实现突破，关键在于中国企业与科研机构长期扎根非洲，与当地生态、科研团队和企业深度融合。

这正是徐国新团队正在做的事。他的新目标是，五年内让分销网络覆盖尼日利亚三分之二的州。“有了这个分销网络，中国的好农机、好肥料也能带过来。”

中国带给非洲的，已远不止于技术和产品，更是一种“授人以渔”、相互尊重的合作模式。它证明了，在应对粮食安全、贫困等全球性挑战时，中国方案不仅行之有效，更充满了温暖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