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歌王子张信哲钟爱上海，他把上海写进歌里，选择在上海拍摄MV，也一直在收藏与上海有关的物件，其中就包括旗袍。

“旗袍，是上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物件，”在“摩登华影：海派旗袍与百年时尚”开幕之时，张信哲告诉记者，“它代表着一种美，一种东方的美。”展览于12月23日在上海博物馆启幕，将持续至2026年5月5日。

本次展览的核心展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张信哲的收藏，除了旗袍以外，还包括时尚女鞋、手包、月份牌、广告画等；另一部分选自贝洽捐赠的其母亲蒋士云的旗袍及配饰。与此同时，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上海汽车博物馆等机构，以及迪奥、香奈儿、古驰和老凤祥等品牌也提供了展品。近306件/组展品共同呈现出旗袍的风格变迁，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演变。

摩登生活与旗袍百态

20世纪初的上海，华洋杂处、思想交汇，也催生了“摩登生活”。旗袍于此时应运而生，完成了从传统服饰到现代时装的蜕变。

步入展厅，仿佛是步入百年前的上海街头，一件件旗袍风姿摇曳，时代元素点缀其间。

展览中最早的旗袍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张信哲收藏的一件倒大袖旗袍，堪称海派旗袍的雏形之一。展览策展人于颖描述其形制兼具中西特色：中高领、右斜襟、倒大袖与紧腰宽摆保留了东方骨架，喇叭状的袖口与下摆则汲取西式舞裙的灵感。其面料是西方进口的，在色彩变幻间呈现出装饰艺术（Art Deco）的直线椭圆纹样，在袖口和下摆处则缀有珠片。可以想象，当女郎在舞池中翩然起舞，举手投足间珠光流转，尽显摩登风采。

20世纪20年代，旗袍的廓形逐渐摆脱了民国初年长袍或长衫的宽大平直，开始强调身体的自然轮廓，形成“上紧下放”的样貌，既展现新女性的端庄，也隐含女性解放的意味。从展览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旗袍面料纹饰具有两种典型的风格，或是手绘、刺绣的花鸟，展现别致的中西融合之美，或是装饰艺术风格的几何图案，反映当时风靡国际的前卫工业风。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知识分子对于旗袍的推崇，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宋庆龄、林徽因、张爱玲、陆小曼等人都钟爱旗袍，陆小曼更是在徐志摩的支持下于1927年在上海创立了“云裳时装公司”。

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加速了旗袍审美体系的形成与传播。当时，《良友》《玲珑》等大众出版物常常展示女性时装的最新款式，月份牌与广告画则以细腻笔触勾勒出身着旗袍的摩登女性形象——她们游弋于中西景致之间，描绘出一幅幅理想的生活图景。相关的历史照片和背景故事充盈着展览，令观众沉浸于时代氛围当中。除了旗袍，展览还呈现了同时代的皮鞋、手包等，它们与旗袍搭配，完整呈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风姿。

到了20世纪30年代，旗袍的腰线成为设计焦点。受西方剪辑技术与审美观念的影响，腰节位置微微下落并逐渐收紧，整体廓形由“A”形向窄身“H”形渐收腰过渡，女性的柔美曲线被勾勒出来。在西方丝织和印花技艺影响下，旗袍面料也在发生革新，更趋轻薄飘逸。展览中有一件红色郁金香纹旗袍，内衬裙款式大胆引入欧洲露背的吊带式，外覆透光印花乔琪纱，层叠穿搭营造出若隐若现的美感，颠覆了传统着装观念，以其含蓄的性感在当时掀起一股时尚新风。彼时，国际烂花工艺也在上海掀起时尚浪潮，其通过酸液碳化去除部分纤维形成虚实相间的花纹，赋予旗袍前所未有的视觉效果。

蒋士云是外交官蒋履福之女、银行家贝祖诒之妻，也是建筑师贝聿铭的继母。在留学法国、游历欧洲之后，20世纪30年代，她与家人居住在上海。作为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心，上海为她提供了丰富的社交平台。据其女儿贝洽回忆，住家裁缝杨师傅每天傍晚都会为她制作好一件新旗袍，供她出席当晚的宴会。蒋士云既能轻松驾驭剪裁精美的传统旗袍，也能穿出西方改良款式的风采。她曾告诉女儿：“衣着应该超越时光。人们应该记住的是你本身，而非你身上的衣裳。”

旗袍道尽了一切故事

20世纪40年代，因战时物资限制与实用主义风尚，旗袍趋向简约与功能化：衣身更加贴身，裙摆提升至小腿。有垫肩装袖造型的“T”形款型也一度流行。

展览中呈现了几件宋庆龄曾经穿过的旗袍。20世纪40年代，她钟爱蓝印花布旗袍，展览中这件，在蓝地白花的传统工艺上，满身的玫瑰花在极简款式设计中静静绽放，延续中国传统染织技术的素雅之美，又以贴体剪裁和新潮纹样展现时代气息。于颖评价称：其穿衣风格知性简约，折射出含蓄而不凡的审美旨趣。

20世纪50年代。旗袍进入经典的以“沙漏形”为代表的性感时期。旗袍的剪裁工艺臻于成熟，胸线和臀部的塑造更加饱满，腰部则收紧至极致，整体廓形呈现出饱满而均衡的“X”形。不仅凸显了女性曲线的魅力，也成为海内外华人认同的中式经典服饰代言。

蒋士云随丈夫的工作游弋于世界不同城市，贝洽记得，她总会留意各地有特色的布料店，“寻觅独特的蕾丝、丝绸或珍稀羊毛料”。裁缝杨师傅为避战乱移居香港，她会将搜集到的布料带给他，共同商量为各类场合设计制作服装。

展览中一件棕色旗袍，见证了上海裁缝技艺南迁香港的过程。其唛头“上海香港杨源兴服装”印证了裁缝杨源兴的南下轨迹。这件旗袍在保留海派精致工艺的同时，融入破肩、胸省等西式剪裁技法。手工珠绣以金属珠片演绎传统折纸梅花纹，展现了走向世界的旗袍所蕴含的无限可能。

20世纪60年代开始，旗袍在全球化和成衣化的浪潮中寻求新的表达。其形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一件式连衣裙，而是与西装外套、短上衣等中西不同风格上装外套组合，发展为具有套装设计的现代服饰体系。贝洽记得，移居美国之后，母亲在纽约的社交场合，总以旗袍搭配一件相同面料的时尚外套，“无可辩驳地彰显自己中国名媛的优雅身份”。

彼时，中国旗袍元素，如立领、斜襟与盘扣等，也开始逐渐融入国际时装设计中。从迪奥、香奈儿等品牌的时装设计中，我们能看到这种中西元素互相影响的镜鉴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东方美学在国际舞台上从异域情调到设计本体的转变。

蒋士云于2016年去世。作为“上海博物馆美国之友”基金会主席，2017年贝洽致函上海博物馆，表示愿意将其母亲收藏的274件旗袍服饰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她希望这份对百年时尚的独特感悟和对中西融合之服饰美学的深刻理解，随藏品入馆而永续流传。

张信哲一直对上海情有独钟，在他的音乐作品中就有所流露。他也热衷于收藏与上海有关的物件，包括旗袍、家具、月份牌、档案资料等。他透露，自己收藏旗袍的契机源于自己的外婆，她也是一位旗袍女士。

“这里的每一件旗袍都有背后的故事，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是我不知道的。”张信哲表示，“这些旗袍在展览时静默无声，但通过它们的呈现，道尽了一切故事。这也是我喜欢收藏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许我收藏的从来不是旗袍，而是无数位女子曾经的生活、审美和坚持。它们不仅是服装，是文化的载体，更是美的永恒象征，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