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笔者作为话剧《趁世界还年青》首演的观众观看了，这部由饶晓志导演，王俊凯、饶晓志、郑翔月、何文君主演的作品；该作品并落点在“黑色幽默 + 舞台寓言”的话剧，自公布以来便备受关注与期待。

剧作以一档综艺节目为叙事框架，通过三个事件展开叙事：从一场看似偶然的“搭车游戏”出发，推进至协助瘫痪少女自杀的伦理争议，最终在“凯文法案”立法发布会的对峙戏中走向高潮。导演饶晓志意图以荒诞化的叙事方式，将观众引入一个被不断追问的当代命题——当人被数字化、被AI系统评估时，我们是否仍然保有作为“人”的自由与尊严？然而，当舞台被置入人工智能时代，这个命题究竟是被深化了，还是只是浅层包装，成为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

荒诞风格与舞台完成度：演出层面的成功

从舞台呈现的层面来看，《趁世界还年青》是一部完成度相当高的作品。荒诞作为整体叙事风格，在本剧中并非随意堆砌，而是一种被有意识运用的舞台策略。

作品开篇“搭车游戏”段落，明显借鉴了米兰·昆德拉短篇小说《搭车游戏》中那种以身份错位将人物推入荒诞情境的结构设计，其快速推进的节奏、密集抛出的包袱以及不断被调动的情绪，使观众在开场后迅速进入状态。笑声、错位与夸张在舞台上形成连续不断的刺激，整部戏在演出层面是相当“好看”“好笑”的。

舞台美术与整体调度同样值得肯定。每场戏都做了不同的精致造景，灯光设计也与情绪节点高度配合，空间转换与节奏控制成熟而克制，使舞台始终保持清晰的层次感。同时在演员表现上，王俊凯的舞台表演也相当可圈可点，从台词、形体到表演，都展现出了一流的科班水平，可谓是演出中“额外的惊喜”。

但是导演的野心不止于此。

从戏剧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贝克特、尤内斯库的荒诞派剧作，还是后期的黑色喜剧。荒诞并非单纯的风格标签，而是一种需要与表达内容高度匹配的叙事方式。因此，真正值得被讨论的，从来不是“是否荒诞”，而是“荒诞在服务什么”。在这一点上，《趁世界还年青》展现出清晰的自觉——它意图借助荒诞的外壳，进入对人工智能与伦理判断的严肃讨论。也正因为形式层面如此成熟，作品在思想推进上的问题，才更显得无法回避。

“凯文法案”与 AI 时代：一个被架空的伦理支点

作为一部以AI伦理讨论为野心的作品，《趁世界还年青》中反复被提及的“凯文法案”本应是剧作中最重要的支点之一。然而，此法案在剧中的描述也仅仅停留在了“为了追求绝对公平和正义，因荒诞的理由导致他人失去生命需要收到刑罚”的层面，其在文本内法条不明确，也未真正形成足够的伦理张力。

同时在剧中，“凯文法案”始终以一条孤立存在的“新法案”形态出现。尽管它在第三场立法发布会的对峙中被赋予了戏剧上的高光位置，但导演并未进一步展开任何可被感知的法理逻辑。例如，在该法案推行之后，既有的民事关系、商业规则或责任归属是否随之发生变化，剧中并未作出任何回应。

更重要的是，剧中所谓的 凯文法案，与其说是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伦理立法，而是一次围绕“荒诞性过失是否应被刑罚化”的责任讨论。它所触及的，是法律如何面对偶然性、低主观恶意与不可预期后果的问题。这一命题在法理与伦理史中并不新鲜，也并不必然依赖人工智能的介入。

结果便是，“凯文法案”虽被置于“AI 时代”的语境之中，却未能真正与技术逻辑发生实质性关系。导演亦未表现出构建一套“凯文法案生效后的社会世界”的明确意图。这种处理方式，直接削弱了作品后续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讨论。剧作似乎试图将诸多伦理困境的根源，归因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并借助个人信息化与算法判断，制造一种新的压迫图景。然而问题在于：当一个本可独立成立的过失责任问题被包装为“AI 时代的独特困境”，却未在法理层面建立起可被理解的运作逻辑，这样的技术压迫是否真的构成一个新的伦理命题？当制度被抽象化为口号，法案被悬置为符号，人工智能时代的讨论也就随之失去了一个足够坚实的支点。

康德早已回答的问题：伪命题的时代包装

如果将《趁世界还年青》中呈现的伦理焦虑放入更长的思想脉络中，不难发现，它所指向的问题并非人工智能时代才首次出现。早在康德的伦理学中，类似的困境便已被系统性地指认。康德提出的“绝对理性”与“义务论道德”强调，道德判断不应建立在个人欲望、情感或功利结果之上，而应服从于可以被普遍化的理性原则。 在这一框架中，诸如自杀与协助自杀等行为，正是因为将理性主体本身当作消除痛苦的工具，而在道德上被明确否定。

但康德真正关心的，并非具体行为的技术形态，而是判断所依据的原则。在他看来，伦理危机的核心从来不是“判断由谁作出”，而是“判断是否仍将人视为目的本身”。无论判断主体是个人、制度，还是某种技术系统，只要其逻辑将人简化为数据、结果或手段，道德问题便已经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算法是否取代人类判断”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伦理命题，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始终是判断本身是否仍然承认人的不可替代性与尊严。

尽管康德的伦理学长期受到功利主义、德性伦理及当代情境伦理的修正，但其“人不可被工具化”的原则并未被否定，反而深刻影响了现代法律体系。人格尊严、权利结构与正当程序，正是这一伦理原则的制度化体现。法律因此并非单纯的效率机器，而是一套试图在理性判断与人之尊严之间维持张力的制度框架。

回到《趁世界还年青》，剧中反复呈现的担忧——个人被数字化、被算法决定命运——看似指向一个由人工智能主导的未来社会。然而，这些问题并非人工智能才带来的新困境。官僚制度、法律理性与技术理性，早已在现实世界中以不同形式运作多年。算法只是放大了这一结构，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判断的逻辑。

因此，当作品将伦理困境过度归因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它看似在讨论未来，实则回避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判断不断被制度化、技术化的过程中，人是否仍然被视为制度存在的理由，而非被处理的对象；而时代化的包装，使问题显得新颖，却也让讨论在逻辑上停留在表层。

黑色幽默的失衡：当包袱取代思考

从创作脉络来看，《趁世界还年青》延续了饶晓志一贯的风格路径：将严肃社会议题置入荒诞包装之中，以底层视角切入现实困境，并通过喜剧节奏不断制造笑点。这种创作方式在其以往作品中曾多次奏效，也构成了导演相对成熟的个人风格。

只是当舞台上充斥着高频包袱时，观众的注意力被不断被拉回“笑点是否好笑”，而非“问题究竟指向何处”。在这种节奏下，思考可能被削弱，伦理讨论也逐渐让位于表演层面的刺激。

综上，《趁世界还年青》是一部在演出层面相当成熟的作品。其舞台调度、结构设计与演员表现均展现出较高完成度，剧作的野心与企图也十分明确。然而，在最核心的伦理命题上，它并未真正完成自我推进。人工智能与法案被置于舞台中央，却未能转化为具有内在逻辑的思想张力。

或许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在于人工智能会把世界带向何处，而是在世界尚且“年青”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过早地接受了一种逻辑：当判断变得困难，责任便可以交由系统与算法代为承担。当问题被轻易地推向未来，人对自身理性与现行制度的反思，反而被悄然搁置。

-劇終-

夏静远

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研究生

落笔于2025年12月9日北京·晓剧场观看后

配图为剧照

摄影 洋枝甘璐 海淀阑尾

有染·与美好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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