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不少人，特别是云贵川的朋友，肯定都看过《王保长》这部四川方言剧；就算没看过，也听说过潘驼背、叮当上山砍柴，发现漫山遍野都是钱的故事。

至于这些钱，在电视剧里也有交代，全是清一色的关金券，因为运送的飞机失事，才坠毁在龙隐山，而后被百姓发现，一股脑地上山捡钱，便惊动了当地军警。

这里的关金券，便是在南京国府成立早期，为废除银本位制度，实现货币统一、整合国家经济、抵御外资风险的国家金融计划，专门发行的“货币”。

除开关金券，国民政府财政部还发行有兑换券、法币、金圆券，和以关税为担保的国库债券（二三关库券，《追风者》库券风波的历史原型）等等……

从关金券到法币、金圆券，国府的金融改革长达20年，财政部长宋子文更是“压上底牌”，可最终不仅没有统一货币，反而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财富浩劫。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一讲，南京国民政府历时二十年的“金融改革”！

宋子文

1.关金券：特权的开端

1927年，蒋氏在张静江、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支持下，建立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

新政府成立后不久，蒋氏就把统一发行纸币，作为金融改革的目标，为政治和军事服务，并一步步走向管理货币制度。

1927年11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财政部金融监理局组织条例》，以“监察银行纸币之发行及准备事项”为重点，收束各地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全国纸币统一归国家银行发行。

针对币制改革，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废两改元”，并沿用明清以来的银本位制度；美国人甘末尔在担任国府财政部顾问时期，率先提出“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

解释一下，南京国府建立后，便承袭了清封建统治者和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衣钵，在财政金融上极度依赖美、英洋顾问。

上述所说的甘末尔，便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甘末尔设计委员会的负责人，于1928年秋，孙科在访问美国时特意安排成立。

不过，甘末尔的这份草案，并非是纯粹的金本位制度，而是金汇兑本位制度！

所谓的“金汇本位制”，又叫虚金本位制，它是国际市场黄金短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节约黄金使用的金融手段。

该制度下，国内只能流通银行券，银行券不能兑换黄金，只能兑换实行金块或金本位制国家（比如英美等国）的货币，和一定比重的外汇，再由外汇兑换成黄金。

20世纪40年代，美国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便是金汇本位制的延续，黄金和美元挂钩，所以也叫美金。

接下来，我继续说南京国府的金融改革！

1930年2月，因国际金价暴涨，银价低落，导致国府的外债和关税损失严重，进出口业务大幅度萎缩，财政部和工商部联名提出响应“金本位制”，救济国家金融。

由于国内政局动荡，银价持续下跌，再加上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导致金本位制无法在中国实现。

虽然说，国府没有采纳金本位制方案，却接受了甘末尔的另一项建议，并留下了一批人员，继续在国府财政金融系统工作。

这就是从1930年始，为应对世界银价下跌，影响关税收入；推行的“海关金单位兑换券”（关金券），使得当时的中国，避免了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冲击！

关金券

关金券，作为国民政府海关收税的专用凭证，最初只是为进口商提供纳税便利，并不在市面交易流通，也不是流通货币。

只因为印制有“凭票即付”，并和外国货币直接挂靠，币值较为稳定，得以在金融市场获得极高信誉，国民政府便指派“中央银行”实施独家发行和管理。

当时，国府发行的关金券，除开小部由国内印制，大部分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所以也不难解释在《王保长新篇》中，为何运送关金券的飞行员，是两名美国人。

潘驼背，因为给美国飞行员立坟安葬，还被美国政府授予和平勋章，直接在龙隐镇横着走路，连王保长和当地兵官都不敢轻易招惹，见了还得敬个礼才行。

从1930年发行到1933年，关金券的交税比例从12.18%，一跃攀升到87.82%；抗战期间，关金券依然为国府提供大量税源，这也让国府看到了“关金券”的货币价值。

1942年，法币贬值速度加快，为稳定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财政部允许关金券，按照1元折合法币20元的比率，与法币同时流通，关金券便成为了真正的货币。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身陷财政危机、通货膨胀严重、市面物价飞涨，导致关金券在进入流通市场后，非但没有挽救金融市场，反而和法币一道沦为废纸！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废止法币和关金券，发行金圆券，这也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金融改革。

1948年11月21日，关金券正式作废。

法币改革：从希望变绝望

1935年11月3日，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南京国府宣布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禁止黄金流通，实行白银国有化。

此后，南京国府放弃银本位制，并和美元、英镑建立固定汇率，以此稳定新发行的法币，在世界市场的金融地位。

但是，所谓的法币政策，实质就是没收人民白银的政策，为通货膨胀作好了准备，法币政策规定的本位，显然是改用外汇作本位的一套鬼把戏。

改革初期，法币的确值钱，100元的法币，可以买一头大牛和一头小牛，对于经济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统一”了国内混乱的货币市场，暂时稳定了金融风险。

老百姓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却不知这就是黑暗前的一道虚假微光！

在实行法币的布告中，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钞票为法币，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并不在内。

但是，中国农民银行是蒋氏的独裁银行，不可能停止其发行，以至于到1936年，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只能与法币同样行使作罢，本质来说，法币并没有完全统一。

1936年5月，法币实行一年后，南京国府最终还是露出了狼子野心！

事情缘由，要追溯到财政部长孔祥熙，代表国府对“法币”作出了一项补充规定。

1.政府为充分维持法币信用起见，其现金准备部分仍以金银及外汇充之，内白银准备最低限度应占发行总额25%。

2.政府为便利商民起见，即铸造半圆一圆银币，以完成硬币之种类。

3.政府为增进法币地位之巩固起见，其现金准备业已筹得巨款，将现金及外汇充分增加。

简单来说，南京国府在法币实行后，开始大肆搜刮民间银圆，甚至派财政部高等顾问陈光甫，赴美洽售银圆，作为稳定军事独裁政权的财富资本。

当时，他们把中国百姓数千年积攒的白银，以每盎司六角五分的价格，全部输送给英、美等国，获取大量军火，法币也就成为列强控制中国金融的一条“牵引绳”。

至于“铸造半圆一圆银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并没有举动，根本就是个骗局。

随后，国府改组中央银行，意图将全国大小银行入股中央银行，并将储蓄金等归中央银行管辖、美其名曰“银行的银行”，定名“中央储备银行”（后被汪伪取用）。

说白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国民党政权），不仅疯狂掠夺底层百姓的钱包，就连小资本银行家，也成为其敛财的重要对象！

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只有14亿；但在抗战期间，国府为应付战争开支，开始无节制地印制法币，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法币发行总额超5000亿，暴涨近400倍。

此时，100元法币，也只能买一条小鱼！

更令人愤怒的是，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甚至利用通货膨胀，搜刮百姓财富，大发战争财、国难财！

他们通过特权控制的银行和企业，在法币贬值前获取贷款，购买实物资产、囤积货物欲高价出售；待法币贬值后，再用几乎成废纸的货币偿还债务。

比如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掀起的“上海打虎”，本意是打击囤积货物高价出售的行为，逮捕了一批不法商人，其中便包括杨子公司董事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但是，由于触及到四大家族的利益，导致打虎失败，而这也为国民党搜刮黄金114.6万余两，银元369万余元等大量财富。

这种全面系统化的掠夺，使得国家财富在短时间内集中到权贵阶层，而普通百姓，储蓄被洗劫一空，最后是家破人亡！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氏为维护独裁统治，悍然发动内战，为解决内战军费，他采用横征暴敛、滥发纸币、抬高物价等手段，对百姓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危机无法避免，法币是一泻千里，贬值地一发不可收拾，市面物价一天一个样，一小时一个样，到1948年，100元的法币，仅能买到4粒米。

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四粒米！

当时，老百姓出门买东西或发工资，都用成捆的法币来收支；大街上，你可以看到大量用车子推着钱买东西的人，人人都是“亿万富翁”，国家信用沦为一堆废纸，蒋氏政权焉能不败？

1948年8月20日，当金圆券代替法币时，法币发行总额已超6600000亿元，约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而物价上涨3492万倍，你说说让普通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以至于出现抢米风潮，起初抢米面、杂粮，后来波及到点心、糖果，老百姓为了填饱肚子，早把性命丢开了。

从我个人来看，蒋氏反对和平、发动内战，将军事、财政压力转嫁给百姓，其实就是法币崩溃的根本原因！

同时，四大家族利用特权、对百姓无耻掠夺，特别是掌握财政大权的宋子文，勾结英美垄断资本，操纵国内金融货币市场，更是加速法币崩溃的重要诱因。

金圆券：最后的残酷掠夺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覆灭前的最后一种本位货币，也是最后一次金融改革—金圆券，并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疯狂贬值的法币。

此前，国府政权承诺，金圆券有充足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不会重蹈法币覆辙，但在金圆券政策颁发的那刻，就注定了蒋氏要最后收割一次百姓。

在《金圆券发行办法》中：明确规定虽以金圆为本位币，但并不铸造金圆，而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即仍然发行纸币，不能兑换金圆。

实际上，金圆券改革就是一场骗局，国府根本没有充足现金和外汇储备，却强制百姓将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违反者一律严办，和入室抢劫根本没区别！

此后，金圆券引发的通货膨胀、黑市现象只增不减，蒋氏压根没考虑百姓，而是想着如何将收兑的金银、外币抢运到台湾。

1948年10月，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通电各分行，对于收兑的金银外币，凡在长江以北地区者，一律运集上海，珠江流域暨西南各省运集广州，最后运往台湾。

1948年底，中央银行运至台北黄金2004459市两（带走黄金总额在400万两以上），广州银元1000万元；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运走黄金171141两，银元26.9万元，最后的金银被洗劫一空。

至于国府内部，权贵们早将资产转移，四大家族在改革前，就将大量黄金、外汇存入国外，而百姓们只能被强制用硬通货兑换金圆券，一生积蓄化为废纸。

1949年7月4日，国府进行币制改革，恢复银本位制，由中央银行发行银元，收兑金圆券，金圆券退出法定货币历史舞台。

这一回，老百姓再也不相信了！

1949年12月10日，蒋氏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机飞抵台北，这也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倒台！

对反动政权金融改革看法

从关金券到法币、金圆券，国府金融改革的屡屡失败，表面是技术失误和战争压力，实质是反动政权性质的必然结果。

同时，国民政府的金融改革，始终服务少数特权阶层利益；从关金券到金圆券，每一次货币变革，都成为官僚资本掠夺国民财富的契机。

特别是孔祥熙、宋子文等财政高官，他们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金融投机者，其制定的金融政策，便是优先考虑个人利益。

抗战期间，国家收支陷入严重赤字，国府想的不是开源节流，而是妄图依靠印钞填补，这也注定了发行货币的最终崩溃。

其实，在金融改革前，国府早已陷入全面腐败，军队系统吃空饷、行政系统卖官鬻爵、贪污成风、虽有声势浩大的“上海打虎”，却砸不到四大家族自己人。

国府金融改革的崩溃，不仅是经济管理的失败，更是政权底线破产的缩影。

当一个政府，将金融手段变为掠夺工具，当权贵资本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任何精妙的金融设计都会彻底崩塌，最终埋葬的还是反动派政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