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子慧

近日，“46岁独身女子离世后遗产买墓地需法院审批”一事冲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事实上，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和人口结构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独居或不婚生活，独居家庭占比正逐年上升。这起上海独身女子离世事件，如同一个具象化的社会切片，引发了全社会对独居群体权益保障的深度思考，聚焦于两个核心问题：突发疾病时，谁来为独居者决定救治方案？百年之后，其名下财产又该如何合法处置？这两个问题的本质，正是当代人如何通过法律工具，真正实现对自身生命与财产的自主掌控。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对话法学专家，他们从法律边界、实操细节到破局路径，全面解读了独居群体的权益保障之道。

独居无依，谁能“拍板”生死与财产？

“蒋女士案例是独居群体权益保障的典型缩影，这既是个人生活选择带来的现实挑战，也是法律制度需要主动应对的社会结构转型议题。”山东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经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独居群体面临两大尤为迫切的权益痛点，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一是医疗决策的“签字真空”，当独居者因突发疾病或意外失能后，谁有权代为同意手术、转院等关键治疗方案，避免陷入“无人做主”的救治困境；二是财产处置的“意愿落地”，若独居者无法定继承人，其遗产将默认归国家所有，是否只能按法定程序由民政部门接收，个人生前的财产分配、丧葬安排等意愿又该如何充分体现？

这两个看似独立的问题，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核心诉求。“每个人都应拥有对自己生命和财产的最终话语权，但独居状态下，这种权利的实现不能仅靠口头约定，更需要坚实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刘经靖强调。

法律有底线，但实操还需“补漏洞”

面对独居群体的权益诉求，我国现行法律其实已经搭建起基础保障框架。民法典明确规定，成年人可提前通过书面形式确定意定监护人，当出现无合格监护人的情况时，由民政部门或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兜底承担监护职责；在财产继承层面，公民可通过立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个人财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对独居者而言，提前指定一位可靠的遗产管理人，是避免身后财产陷入无人管理、处置低效等混乱状态的关键。”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楠指出，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有法律虽有原则性规定，却存在实操细则不足的短板。“比如临时监护的具体决策流程、遗产使用的合理范围界定、医疗机构与监护人的沟通衔接机制等，都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才能让法律规定真正落地见效。”

破局之道：制度兜底+个人规划，双管齐下才安心

如何破解独居群体的权益困境，让每一位独居者都能安心生活、从容面对未来？专家给出的答案是，需要制度完善与个人规划双管齐下、协同发力。

在制度层面，刘经靖认为，各地可积极推广上海虹口区的实践经验，制定清晰的临时监护操作指引，明确监护职责边界、医疗决策流程与监护经费使用规则；同时简化意定监护的设立流程，加强社区公证服务的覆盖面和便捷性，让独居者能够高效、低成本地锁定合适的监护人。此外，司法机关也需进一步细化“合理支出”等模糊法律概念，为丧葬安排、遗产处置等实际问题提供明确的裁判标准，减少争议空间。

除了依托现行法律框架的优化完善，部分地区已率先迈出制度探索的步伐，通过立法试点和政策创新，为单身社会构建更具前瞻性的权益支持体系。深圳市首次将患者临终决定权——“生前预嘱”纳入地方性法规，确保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实施医疗措施时，充分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真实意思表示；上海普陀区率先发布《居（村）委参与意定监护事务软法指引》，明确了社区在监护工作中的事前摸排、事中协助、事后监督职责，构建起公证处与居村委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黑龙江新林区更是首创“基层政府监督人”机制，通过意定监护制度将法定监护权赋予实际照护人，并由镇政府担任监督人，形成“亲属监护+行政监督”的双重保障模式，为独居者权益加上“双保险”。

制度的完善是外部保障，而个人的提前规划，才是掌握主动权的关键。王楠律师特别提醒，独居者应摒弃“不吉利”“没必要”等侥幸心理，尽早通过“意定监护公证+生前预嘱+遗嘱”的组合规划，为自己的权益保驾护航。“要将自身的医疗决策偏好，比如是否接受有创抢救、转院标准、康复护理选择等，清晰、具体地书面告知指定监护人；同时明确财产归属、债务处理方式与丧葬意愿，将相关法律文件交由信任的人妥善保管，并同步报备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确保在紧急时刻，个人意愿能够被及时知晓、有效执行。”

“保障独居群体的生命与财产自主，既是个人对自身权益的负责，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刘经靖表示，从上海蒋女士的案例到日益庞大的单身人口权益诉求，独居时代的权益保障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命题。唯有依靠制度细化兜底，叠加个人提前规划先行，才能让每一位独居者都能牢牢掌控自身命运，在面临健康危机时有人妥善决策，在离世后个人意愿得到充分尊重，真正守住生命与财产的自主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