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贾宝玉“于国于家无望”,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当时封建社会正统价值观出发,对他言行举止的精准概括。
这句判词式的评价,主要源于宝玉的“叛逆”与“不合时宜”。
在“国”的层面,一个贵族子弟的正当出路是读书科举,考取功名,为官做宰,光宗耀祖,成为王朝的栋梁。而宝玉的行为却与此背道而驰:
1、鄙夷功名利禄:他称热衷于科举考试的人是“禄蠹”(吃俸禄的蛀虫),认为八股文章是“饵名钓禄之阶”(骗取功名俸禄的阶梯)。这种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士大夫的立身根基。
2、批判“文死谏,武死战”:他甚至对儒家最高等级的“忠臣”行为也进行解构,认为武将战死是为了博取“忠君”的名声,文臣死谏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并非真心为君。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彻底否定了为主子牺牲的价值观。
3、拒绝经济仕途:当史湘云、薛宝钗等人劝他“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时,他立刻翻脸,并直接下逐客令,称这些“混账话”污染了他的清净。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理想序列中,宝玉连第一步“修身”(按正统方式读书)都拒绝,自然是“于国无望”。
在“家”的层面,作为贾府嫡孙,他被家族寄予厚望,是未来振兴家业的唯一希望。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让所有长辈失望:
1、不务正业,厮混内帏:他逃避与士大夫们的社交应酬,却成日在内帏与姊妹、丫鬟们厮混。他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这种思想在当时看来是毫无出息、不分轻重。
2、缺乏治家才能与意愿:他从未表现出对管理家族事务的任何兴趣,也毫无经济头脑。与精明能干、协助理家的王熙凤和探春相比,他完全是一个“局外人”。
3、挑战封建礼法:他轻视主仆等级,对丫鬟体贴包容,甚至为她们“顶缸”认错。这在维护严格等级制度的家族看来,是破坏规矩、不成体统的行为。
对于一个家族而言,这样一个不愿承担家族责任、不能光耀门楣的继承人,自然是“于家无望”。
“于国于家无望”的深层含义,是贾宝玉的个人价值观与整个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1、正统价值观:追求“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以忠孝为核心。
2、贾宝玉的价值观:追求个人的自由、情感的真诚和艺术的审美。他珍视的是像《西厢记》这样的“真情”文学,是与黛玉之间的心灵共鸣,是超越功利的精神世界。
因此,这句评价的残酷之处在于: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它是完全正确的。 贾宝玉确实无法成为那个社会和家庭所期望的“栋梁之材”。
然而,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非要塑造一个简单的“反面教材”。他通过宝玉的“无望”,恰恰是为了:
1、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宝玉所反抗的,是一个“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末世。那些他所鄙夷的“禄蠹”和礼法,正是导致这个社会僵化腐朽的原因。
2、歌颂人性的觉醒:宝玉的“叛逆”,代表了对个人意志、纯真情感和自由精神的追求,是一种朦胧的、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
3、营造永恒的悲剧性:宝玉的悲剧在于,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虚伪和无可救药,但他找不到出路,他的反抗是消极的、个人化的,最终只能以“出家”的方式彻底逃离。他的“无望”,正映照了那个时代所有美好事物(包括爱情、青春、理想)的“无望”。
总结来说,“于国于家无望”是封建卫道者对贾宝玉的判词,而曹雪芹则通过这一判词,完成了他对那个时代的深刻批判,并为一个“清醒的叛逆者”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