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为什么研究中国历史会成为我一生的热爱，我仍然找不到答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在他剑桥大学官网的个人主页上这样写道。

这位出身于荷兰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与中国的缘分始于中学时代的一次偶然选择，却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沉淀加深。作为最早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中国抗战的学者之一，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二战史观，发现并重估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贡献与价值。他的学生，英国史学家拉纳·米特（Rana Mitter）更是承续其学术传统，将中国比喻为“被遗忘的盟友”，并出版专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呼吁世界归还中国公道，在西方社会引发巨大反响。

2022年9月起，方德万受聘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与燕园再续前缘。他在北大开设了“英国现代史”“二战中的亚洲：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1937-1952”等多门课程，积极推动中英文化交流。“中国”，是方德万的学术史中最鲜明的烙印，而他与中国的故事仍在继续。

懂中国的荷兰人

方德万走进采访间时，衣领上已别满了媒体递来的小麦克风。他刚刚在隔壁发表完一场主旨报告，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十多家媒体的记者等候在此，准备采访这位中国抗战史专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著名学者。旁边的阳光厅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仍在继续。

战时经济与金融、战时军事、战时国际关系、战时国际合作、抗战与个体经验......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主办，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视角之多元，关切之丰富。长期以来，受到“冷战”等政治因素的影响，西方学界严重低估了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战略贡献，以致成为英国史学家拉纳·米特口中“被遗忘的盟友”。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台湾光复80周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来自两岸暨港澳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这场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您如何看待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从全球视野看待中国抗战有何意义？”“今天我们能从二战的历史中获得什么启示？”在场的记者接连抛出问题，方德万没有思索太久便给出了回答，因为这些正是他长期深耕的学术领域。

“中国抗战的价值从来不只局限于中国自身，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反法西斯斗争”，方德万反复重申，1937年全面爆发的战火不仅点燃了亚洲，也改写了全球权力格局。他语速不快，音调也不高，快门的咔嚓声不时响起，为了听清他的回答，现场记者都屏息凝神。

从1980年代至今的40多年间，方德万多次到访中国，被这里的人们所感染，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会中文，且中文极好，也懂中国，对中国有着长久的柔情。他出现在很多媒体的镜头里，分享对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看法，呼吁西方增强对中国的了解。显然，方德万是一个极具权威的受访对象，他的观点鲜明，是很好的报道点。

开幕式上，方德万作主旨报告

在开幕式的主旨报告中，方德万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全球背景”为题，分析了欧洲殖民体系与亚洲战局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显示出他对国际政治结构的深刻洞察。他的治学一向如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作博士论文《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的初创（1920—1927）》时，他就已经展现出这种卓越的创新与批判精神。在这篇论文里，他通过在中国收集的一手资料，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发展历程，提出中共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革命成果，而是一个经历了漫长的思想变革与组织塑造的过程。这篇论文后来经出版成为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重要学术作品。

“以往的学者多撰写了重要共产党员的传记，或探讨了思想演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早期的农民与工人运动，但他们都未真正把‘中国共产党’本身置于历史叙述的中心。”

——《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的初创（1920—1927）》

谈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时，方德万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民族团结，鼓励全民族抗战，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跨越山海，他就这样用跨文化跨语言的历史书写，串联起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史，也搭建起了一座中西学术交流的友好桥梁。

白纸般的神秘东方国度令人着迷

方德万在北大的课堂上

方德万与中国的结缘，更像是出于一次偶然的邂逅、不经意的选择，由此延展出历经漫长岁月的热爱与探索。在他的学生时代，荷兰的教育制度要求中学生选定某一门特定的专业方向进行学习，他曾在阿拉伯语、数学、俄语中徘徊犹豫，然而，当他看到“汉语”时，这个如白纸般从未了解过的东方国度，激发出他前所未有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凭着一腔冲动与热情踏入中国历史的世界，方德万愈加沉醉，流连忘返。他从最传统的汉学教育出发，阅读汉学典籍，背诵传统诗词，到在美国深造时，他已对现代中国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方德万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在80年代的中国感受到了巨大的活力以及对知识的渴望，他沿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展轨迹，走遍了上海、南京、长沙等地，而对他而言更为重要的使命是，他花费大量时间搜集和翻阅档案资料，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整理了各种珍贵的权威资料，填补了西方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带着一名历史学者的热忱与严谨，他用浩如烟海的档案史料在西方史观中开辟出中国史的空间。

在与当时西方世界公认的中国历史研究权威交流时，彼时还是一名年轻研究生的方德万用他整理的史料纠正了一系列成见与谬误，他把这称为“学术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因为他由此意识到自己可以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大有作为。

二战史与中国史宛如两条交织缠绕的主线，贯穿于方德万的学术生涯。他的家乡荷兰，这个曾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国家在二战前享受着作为世界贸易、商业、金融中心的繁华与富饶。然而，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猛攻使荷兰骤然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也给荷兰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与痛苦。方德万的父亲一生受二战影响极大，祖父则是荷兰抵抗德国地下运动的一名工作者，青年时期，方德万便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复杂与无情在家人身上留下的烙印，这也为他日后反思战争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当看到中国这个同样深受二战影响的国家与这片土地上同样有过战争遭遇的人民时，强烈的共情在方德万的心中激荡。他开始意识到，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他决心从这里开始他的学术历程——二战史与中国史就此结合，成为他学术生涯的主旋律。

他在相关领域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在这本书中，他用真实权威的史料，忠诚地记述了中日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交锋，驳斥了美国对二战时期中国的判断，否定了“中国无力也不愿与日本作战”等论断，在面临已成主流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抨击时，他从未对自己用客观、包容、严谨的态度产出的学术成果怀有质疑，反而因自己能够保持一名历史学者应有的洞见与清醒而自豪：

“我使用中国档案。真实严肃的档案，并且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在研究二战史与中国史的过程中，方德万敏锐地发现，二战的界定范围与主流叙事都受到了西方话语权的影响，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从“本国的二战”角度来思考这段历史，但只有将二战置于全球化的视角下，才能真正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这场战争。

在保持好奇的同时秉持客观的视野，饱含热情又不失严谨细致，方德万研究历史的这种态度，形成了潜移默化、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他的学生，如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现代中国史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于2013年出版了《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与老师方德万一样，米特也将目光投向二战时期的中国，更将笔墨投注在发掘战争中普通人的故事上。在书中，他关注中国人民在战争期间的流动，研究地域流动所带来的碰撞与融合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改变，并警示人们：战争不仅关乎军事力量与意识形态，在硝烟之下，人的愿望、期待和选择同样值得被尊重。米特在书中写道：

“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即使在中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它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一个在一场美国、苏联和英国扮演的主角大戏中跑龙套的小演员。”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在访谈与研究中，米特也多次揭示了西方传统观念在史实上的根本错误：

“战争初期，很多西方观察者认为中国很快就会失败，甚至投降，但接下来的事实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中国军队，包括普通老百姓，展现出极大的勇气和韧性，坚决不向侵略者低头。特别是进入1938年，中国仍然孤军奋战，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并把这种不屈不挠的抗争一直保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当时的坚持，后来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就很难形成，战局的发展很可能会完全不同。这不仅关乎中国的历史，甚至可能改写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命运。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中国战场始终是整个局势的核心部分。”

方德万的治学精神也跨越语言与文化，在新一代学者中生根发芽。米特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金之夏，同样关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当问到两位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时，金之夏认为，学脉或学术谱系的重点不在于观点的继承，而更多是一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延续。相比于国内学界，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者在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同时，会更加关注“为什么值得研究”“对当下有何意义”。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每当他出现一些新的想法或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导师米特首先问的往往是：“Why should we know？”

2024年，方德万成为了金之夏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在审读期间，他提供了数页的详细意见，连一些细微的用词和表达错误也予以指出。金之夏感慨地说：“这种细致程度是很多博士生导师在阅读自己学生的论文时都不一定能做到的，更不要说答辩委员。”

享受教学，且愈发如此

方德万在北大的课堂上

2022年秋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正式迎来了这位来自荷兰的客座讲席教授。

自1983年踏上台湾地区的土地，方德万与中国的缘分已绵延四十余载。如今，他把这份跨越语言的激情带进燕园，每年秋季学期固定开设“二战中的亚洲”等近代史课程，也围绕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等主题开办讲座。对北大师生而言，课堂上的方德万不仅带来了在剑桥大学多年的研究积淀，更以一位汉学家的视角，把全球史、中国史与战争史编织成一张理解20世纪亚洲的立体网络，将学生带入一个更宽的国际框架里去回顾这段历史。

方德万与北大的情缘始于1986年。当时他来北大搜集撰写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见到了大量美国或欧洲人没有见过的内部材料。它们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内部决议、报告、信件和回忆录，这使他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撰写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头七年。20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方德万受邀来北大参加学术会议，偶然间说出很想亲自在此授课的愿望。这个愿望很快便得以实现，北大历史学系向他发出了加入邀请。此前他虽然也曾短暂走访过中国多地，但从未有一次如此长久——等待他的将是一场长达五年的深交。

此次深入燕园，方德万惊喜地发现，校园欣欣向荣，各种硬件设施齐全完备，图书馆和数据库“甚至比剑桥大学的还好”。更令他感慨的是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与同事的广阔视野：“当我在跟这边的同事交流时，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他们的知识非常广博，我也从中收获了特别多。”

对方德万而言，历史研究没有终点，只有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而北大，正是这场接力赛的新一棒。

北大讲台上的方德万高瘦挺拔、银发斑驳，常穿素色衬衫，戴一块黑白间色的腕表，给学生留下简约内敛的印象。和方德万初次接触时，中国学生还常常惊艳于他的汉语水平，他不仅会流畅准确地使用专业术语，还能随口说出“公厕革命”“996”等许多接地气的流行语。

方德万一贯重视教学工作，喜欢从本科到博士课程所有类型的教学。方德万相信，没有交流的研究将是停滞不前的，他非常喜欢小组教学和研讨会，欣赏剑桥导师制中“与学生之间非常私人化、个性化的关系”，享受与学生围坐在一起聊天。每当有学生作课堂展示时，他就坐到讲台下，戴上眼镜，像一个好学的学生，将每一个打动他的观点认真记在笔记本上。

“我真的很享受教学，且愈发如此。如果你问我最想保留什么，那么我认为教学将是第一位的。”

从康河畔到未名湖畔，方德万始终警惕“西方中心”的二战叙事。传统观点将二战的结束时间界定为 1945 年，他却提醒学生：在日本投降之后，亚洲许多地区的枪声并未停息，殖民解放、民族建国与社会革命仍在继续。他希望有更多人注意到，这些事件同样应该被看作二战的一部分，这也是他在北大开设“二战中的亚洲”这门课程的初衷。

“和平来之不易，守护和平也绝非易事。今天我们更需要以史为鉴，加强历史教育尤为重要。”

闲暇时，他读齐邦媛《巨流河》，在课上津津有味地与学生讨论东北移民的辗转流离。他把这本自传小说视为超越文学的珍贵史料，因为移民就像那条波涛壮阔的巨流河，曲折而严寒，正是近代中国颠沛流离命运的缩影。

从1980年代在北大图书馆翻阅灰扑扑的内部资料，到如今借助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讲解百年间的世界风云，方德万亲历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史学研究方法的巨大跃迁。他恳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找别的工作，因为是真的一直很喜欢它。”这份喜欢，穿越冷战末期的大陆、90年代的剑桥、21世纪的北大，也穿越了海峡，化作他跨越语言和文化开展学术对话的纽带，在岁月流转中愈发坚定。

人物简介

方德万，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早年于荷兰莱顿大学与哈佛大学修读汉学，师从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现为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英国学术院院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著有《从朋友到同志》《潮来潮去》等多部学术著作。

来源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文字&编辑 | 郭雅颂、束韵哲、李寒冰、毛堃璇

排版 | 秦唯雅

责编 | 郭雅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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