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与技术格局正处在剧烈变动之中，而人工智能无疑是推动这场变革的核心力量。11月13日，太湖世界文化论坛·钱塘对话在杭州举办，人工智能是当天嘉宾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当天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谈。迈克尔·斯宾塞也分享了对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变化等诸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据迈克尔·斯宾塞观察，全球股市的“疯狂”主要源于对数字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热情和投资驱动。不仅科技巨头，各类企业乃至整个资本市场都在大规模投入人工智能模型研发与相关基础设施，包括量子计算、数据中心以及电力供应等领域。从标普500指数来看，超过30%的市值集中在全球前七大科技公司。

他坦言，市场中确实存在一定泡沫，但这种“狂热”背后反映的并非非理性，而是竞争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投资不足的代价远大于投资过度的代价。科技企业若在AI竞赛中落后两三步，就可能被淘汰出局。”正因如此，中美两国都在不断加大投入，不愿在战略竞争中失去先机。

迈克尔·斯宾塞进一步指出，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中国的创新推动了开源生态的发展，在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也取得突破。虽然半导体仍受制于限制，但总体来看，两国已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中国科研人员开发的模拟芯片为量子计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尽管离商业化尚远，但极具潜力。此外，人工智能正在加速科学发现的步伐，近两年的诺贝尔奖成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不过，他同时提醒，AI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社会挑战，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变动、岗位替代与再分配等问题。“目前有一项日渐成熟的共识，人工智能未来用途并不取决于当下的预测，而是由我们的选择来决定。我们必须在自动化与人机协作之间找到平衡。”

过度投资的背后逻辑：落后即被淘汰，提前押注未来

这一波全球市场人工智能“投资热”有多狂热？以全球知名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Anthropic为例，在短短五个月内融资130亿美元，市场估值从600亿美元跃升至1800亿美元，5个月里增长了3倍。许多人认为AI投资的规模太大、太快，也许是一场泡沫。

“我不太担心泡沫，我称之为一种‘理性泡沫’。”据迈克尔·斯宾塞解释，与以往的不理性繁荣不同，这一轮人工智能投资背后有深层次的竞争动因。硅谷流传的一句话，人们往往高估重大技术突破的短期影响，却低估其长期影响。在重大的技术转型期，市场常常会提前押注未来，正如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一样。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引发一场全球性的“投资军备竞赛”。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都在以极高的速度加码AI投入。他指出，这并非盲目的投机，而是出于理性的战略考量——如果谷歌、微软、Meta或亚马逊落入竞争的第三名，可能就会被彻底淘汰。因此，各方宁可承担投资过度的风险，也要确保不被甩在后面。

在谈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时，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人工智能对科研的革命性影响已经显现。例如DeepMind推出的AlphaFold，这一AI系统已被全球超过260万名科学家使用，在生物医药、气候、材料科学等领域带来重大进展。

不仅生成式AI，非生成式AI在科学与工业领域同样作用深远，随着内置生成式AI的机器人出现，人机交互正变得越来越自然。他预测，在未来十年内，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将以人机协作的形式深刻影响各行各业，“如果十年后我们还看不到明显变化，那我会感到失望。”

不过，迈克尔·斯宾塞提醒说，人工智能在经济层面的作用通常滞后，短期内生产率数据可能不会出现明显上升，这正是“索洛悖论”的再现——技术进步无处不在，却暂时未反映在数据中。

欧盟缘何数字强监管？缺少科技巨头与上行潜力

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在科技领域明显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尚未出现领跑者。与此同时，欧洲长期实行的严格监管制度，以GDPR和数据保护法为代表的法规体系，虽然有效保障了公民隐私与个人权利，但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新动力。不久前，欧盟又出台了《人工智能法案》，将人工智能创新按照风险等级实行分级监管，进一步体现了欧洲在新兴技术治理上偏重安全与合规的特点。

迈克尔·斯宾塞指出，欧洲通过GDPR和《人工智能法案》等法规建立了严格的数字监管框架，这些政策在保护个人隐私和防范风险方面成效显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新活力。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应当既能缓解风险、防止滥用，也能促进创新与扩散。然而，当前欧洲的做法过于偏向于限制风险和滥用，而在帮助中小企业利用创新工具方面力度不足。“摩根大通这样的巨头可以投入数十亿美元探索AI，但街边的小型五金连锁店怎么办？”

谈到欧洲在全球数字格局中的角色，他认为，欧洲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实体，其内部决策机制分散和中央协调能力有限，都使得欧洲在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方面行动迟缓，错过很多关键时刻。“一个与美国经济规模相当的地区，不应该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落后如此之多。”

在迈克尔·斯宾塞看来，欧洲问题不只是“监管过度”，更重要的是“缺乏上行潜力”——缺少科研经费、基础设施投入和成长型企业的孵化空间。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症结所在，但“在解决问题方面的进展仍然有限”。要让欧洲真正参与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必须在政策层面重新找到平衡，既保持监管强度，又释放创新动力。

新兴经济体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比发达经济体更乐观

当被问及人工智能革命是否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新的追赶机会，还是会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迈克尔·斯宾塞表示，总体上AI会带来积极影响，但各国间差异明显。

他区分了“开发工具”和“开发应用”的不同路径——人工智能的核心开发工具主要集中于中美两国，因为只有两国拥有足够的算力、人才与资源投入。但人工智能的应用与改造成本较低，这给众多全球南方国家带来许多机遇。

他分享了近来访问哈萨克斯坦时的观察：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并将其视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新机遇。他还引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结果指出，新兴经济体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普遍比发达经济体更为乐观。

迈克尔·斯宾塞特别提到，其中关键前提在于基础设施。只有拥有稳定电力、可负担的互联网与基本人才储备的国家，才能真正利用AI技术，否则将被边缘化。

值得关注的还有，亚洲的劳动密集型模式曾支撑经济奇迹，但AI的兴起正在改变就业结构。人工智能是否会重演全球化阶段的分配失衡，一些群体获益更大，另一些则被边缘化？

他认为，随着传统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核心的亚洲发展模式逐渐消退，人工智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潜在增长引擎。回顾过去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历程，的确造成了分配不均问题，斯宾塞强调，这场技术革命必须是包容性的，单靠市场机制难以自动达成这一目标，如果能够正确干预与引导人工智能发展，或许能够避免旧有的分配陷阱。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黄莉玲 发自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