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中国制造中，电池是罕见的拥有全方位领先优势的行业，它应该成为反“内卷”的模范生

文｜《财经》研究员 尹路

编辑 | 马克

202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工信部已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治理新能源汽车、光伏等行业的乱象。他强调：“企业和产业的培育可谓千辛万苦，而非理性竞争毁掉一个企业、毁掉一个产业，可能一夜之间，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与新能源汽车、光伏并称为“新三样”的电池产业，同样深陷“非理性竞争”的泥潭。

2025年6月，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发布《电池行业反恶意竞争倡议书》，直指行业乱象；同月，工信部召开产业发展座谈会；8月，市场监管总局亦组织同主题会议，两次会议均明确要求电池行业守牢安全底线，不搞“内卷式”竞争，决不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在中国制造业中，电池是罕见的在市场份额、产品竞争力、技术研发能力上全方位领先于各国同行的行业，这让中国电池行业有能力从依赖低成本的规模扩张，转向依赖高价值的创新驱动，从而成为反“内卷”的模范生。

电池行业的“内卷”现状

价格低于合理成本是“内卷”最重要的标志，而中国电池的价格近两年已经下降超过一半，磷酸铁锂电芯的最低报价从2023年1月到2025年8月下跌了65.79%。

如此巨大的价格跌幅，并非全因“内卷”导致。从2023年初到2024年初，电池价格与碳酸锂价格同步下降，是正常成本传导，与“内卷”关系不大。

从2024年中至今，原材料成本相对稳定，电芯价格也降到了0.4元/Wh的成本线附近，但价格下滑并未停止，这背后，已不再是简单的成本传导。 《电池行业反恶意竞争倡议书》将电池价格非理性下跌的原因，明确指向新能源汽车价格战的传导效应。来自多家电池企业的反馈，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多家电池企业都提到了一家近两年销量增长迅猛的新能源车企的线上招标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每家投标企业都能实时看到自己报价的排名，但看不见竞争对手的具体报价，也不知道彼此的价差。唯一的规则是，最低价排名第一，而订单份额与最终排名严格挂钩，最便宜的，拿到最大的订单。这种机制迫使供应商只能持续压低报价，以求保住份额。

一位二线电池企业的销售人员如此描述他们的报价过程：“第一次拿掉正常利润，第二次去掉研发和销售费用分摊，要是还不行，最后一次就拿掉设备和固定资产折旧，只要现金成本能算过来账就咬着牙投。”

当被问及为何要持续参与这种注定亏损的投标时，他给出了两个原因。

第一，赌规模。据他们测算，按照2024年给该车企的供货价格，年供货量做到6GWh可以实现盈亏平衡。而2025年最新的中标价格，盈亏平衡点上升到8GWh。这家车企的产品线同时覆盖纯电与插电混动，8GWh大致相当于20万辆车的装机量。虽然难度极大，但考虑到这家车企的销量增速，这根悬在远方的“胡萝卜”似乎还有一丝够到的希望。

第二，这是一场消耗战。现在的电池产能，大多是2021年到2023年行业高歌猛进时投资建设的。那两年，电池企业手里有钱，融资成本低，地方政府还有补贴，建厂的实际负担较小。虽然当年巨大的资本开支会以固定资产折旧的形式，体现在今天的成本中，但并不会立即形成致命的现金流压力。凭借前几年攒下的家底，不少企业还能坚持，等着把那些入场晚、没有利润积累、建厂成本更高的竞争对手先熬死。

中国电池行业的价格战虽然激烈，但既没有像光伏那样导致全行业亏损，也没有像汽车那样影响到上游诸多行业，甚至成为公众事件，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头部企业没有大打价格战，盈利情况正常，中国电池行业的低价螺旋，主要由二三线厂商驱动。

财务数据显示，作为行业龙头的宁德时代，其产品价格在2023年至2024年虽有明显下降，但主要是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的传导效应。在此期间，电池业务的毛利率不降反升。亿纬锂能的价格策略与宁德时代基本保持同步，毛利率虽略低，但也维持了相对稳定。

作为二线电池企业的代表，欣旺达的价格降幅明显大于前两家头部企业，毛利率也因此有所下滑。而0.4元/Wh（瓦时）的行业均价表明，还有更多二三线厂商的价格比欣旺达更低，行业“内卷”尤为明显。

这说明头部企业凭借技术、规模和供应链管理的优势，守住了利润底线，而二三线企业则在生存压力之下成为价格战的主要参与者。

“内卷”的恶果

随着低价竞争的加剧，各种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电池行业反恶意竞争倡议书》总结了四大危害：

质量与安全风险骤增；

技术创新难以为继；

行业生态陷入恶性循环；

国际竞争自缚手脚。

质量与安全风险骤增，是“内卷”最直接，也最致命的危害。表现在电池领域就是企业在材料选择、工艺控制、质量管控环节削减投入。这种偷工减料的行为，首先会发生在那些消费者短期内体验不到、不影响产品通过国家强制性标准检测、不影响产品纸面参数的环节。

前述二线电池企业销售人员表示，在将电芯组装成电池包（Pack）的流程中，有一道工艺是在电芯之间涂覆一层隔热气凝胶，作用是在极端情况下延缓热失控蔓延。最初的工艺标准，是涂成一个“回”字形以实现全面覆盖。随着成本压力增大，这个“回”字先是变成“口”字，然后简化为“二”字，最后只剩下“一”字。高规格的安全配置，成了减配的重灾区。

为了在纸面上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充电速度等参数，一些厂商选择压缩电池在充、放电两端预留的安全空间。例如，大众汽车为电池产品在放电端预留了5%、充电端预留了4%的安全冗余，这意味着电池的实际可用电量为总电量的91%，剩下的9%被用作应对各种极端工况和电池衰减的缓冲。当前，许多二三线厂商为了让参数更好看，预留的安全冗余已经不足5%。

除了物理层面的安全冗余，资金层面的安全冗余同样在削减。头部电池企业通常会为已售出的电池计提一笔质保准备金，用以支付未来电池在退役回收或发生意外事故时可能产生的费用，这笔钱也是降价中最容易被砍掉的部分。

根据摩根大通发布的数据，从2019年—2024年，头部电池企业的质保准备金计提比例多在3%，宁德时代海外项目计提比例超过5%，用以应对海外市场更多的潜在风险，这也是海外客户青睐宁德时代的重要原因。二线厂商的计提比例普遍在2%-3%，三线厂商普遍在1%左右，有的已经降到零。

质保准备金对于正在高速发展的储能电池市场至关重要。车用电池的质保责任由车企、电池企业共同承担，除非发生类似2021年LG电池大批量瑕疵的事件，通常质保成本不会很高。但储能电池质保责任完全由电池企业承担，而且单个项目规模巨大，电池衰减引发的性能纠纷，安全事故导致的赔偿诉求，以及退役后的处置资金，都是天文数字。如果企业缺少质保准备金，这些成本最终都将转嫁给政府和社会，由公共资源填补缺口。

企业压缩质保金，看似降低了运营成本，但将风险转移至未来。随着存量电池进入退役期、安全事故概率上升，历史欠账会集中爆发。届时，单个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大量无主电池无法回收、事故赔偿无人承担，不仅冲击行业信誉，更会消耗社会资源，损害公共利益。这种企业降本、社会埋单的风险后置模式必须严加防范。

技术创新难以为继与行业生态恶性循环，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即“低价格－低质量－低盈利－低投入”的恶性循环。

财报数据显示，宁德时代的研发费用几乎是其他几家上市电池企业研发费用之和的三倍，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带来了多款高技术、高性能的新产品，以及新产品带来的高利润。而其他电池企业的新产品普遍存在数量少，市场认知度不足的问题，当企业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应对生死存亡的价格战时，对未来的投资必然会变得犹豫和保守。

随着中国电池企业加速出海，“内卷”开始蔓延至国际市场，并对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一位电池上游材料厂商的中层管理人员在谈及此问题时，言语中充满痛心：“海外订单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利润来源，看着中国电池企业鹬蚌相争，然后海外车企渔翁得利，我是真心疼。 这种自相残杀，互相拆台破坏了所有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环境。海外客户就算承认你的产品真的好，那也坚持中国货就必须便宜。”

他认为，在当前的中国企业出海大潮中，电池是为数不多的在海外市场建立起技术领先形象的行业。这个来之不易的先发优势，理应被所有从业者珍惜。

突破“内卷”要靠更高维度的创新

反“内卷”不等于反竞争，更不等于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涨价。简单粗暴地去产能、限定最低价，反而会扭曲市场供需信号，恶化商业环境。

对于电池行业，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全行业形成更高维度的创新生态。从2021年至今，中国电池企业从规模到技术全方位超越了日韩竞争对手，驱动中国电池企业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的正是持续不断、多维度、成体系的创新。

中国电池企业的创新遍及产业的每一个角落：在材料体系上，日韩电池企业抛弃的磷酸铁锂技术在中国企业手里焕发生机，成了扭转市场格局的胜负手；在结构创新上，CTP（电芯直接构成电池包）/CTC（电芯成为车身结构件）技术在电芯化学成分提升不大的情况下，大幅提升了电池系统的能量密度；在充电效率上，超快充技术不断突破极限；在制造工艺上，各种一体式生产设备和“极限制造”理念持续刷新着生产效率和良品率的纪录。

历史证明，技术创新是中国电池产业安身立命的根本。终结“内卷”，同样要靠技术创新，但这一次需要全行业协同共建“创新生态”。

在这场从技术创新到生态创新的升级中，最迫切、最核心的一环，是创建一套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运营与授权体系。

常州市电池技术协会秘书长孟星华表示，“在高速迭代的电池行业，知识产权就是生命线。”谈及知识产权，重点往往落在“保护”上，即如何防止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被侵犯。这固然是基础， 但在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中，知识产权的价值远不止于防守。如何通过高效运营和便捷授权，让知识产权成为一种可以持续产生收益的资产，反哺更多的研发投入，才是破局的关键。

日韩电池企业过往几年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经历，是中国企业最好的指路灯。

2019年—2024年间，两家韩国企业LG和SK On之间进行了多轮密集的知识产权诉讼。2019年4月，LG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起诉SK On，指控其挖走自己77名员工，以此窃取技术机密。2019年9月，SK On指控LG侵犯其在模块和电池方面的专利，随后LG反诉，称SK On侵犯了其在分离器和阳极材料方面的专利。

2020年2月，ITC 作出初步裁决，认定SK On在诉讼后故意销毁证据，存在恶意妨碍调查行为，判决其败诉。2021年2月10日，终审维持原判，禁止SK On未来十年在美国销售电池及相关产品，但考虑到公共利益，允许其继续为福特和大众的部分车型供货一段时间。当时SK On已经在美国投资26亿美元建立新工厂，为了避免这笔巨额投资打水漂，SK On最终和LG达成和解，SK On向LG支付18亿美元的现金和授权使用费，同时双方放弃当时还未结束的诉讼，并承诺十年内不再互相起诉。

但如今，日韩企业已从对抗转向合作。 2024年5月，LG和松下联合成立Tulip Innovation专利管理公司，被国内业界称为“郁金香联盟”。双方将合计超过1500个专利族、逾5000项专利放入这家公司统一运营。随后，该公司在德国向中国电池企业欣旺达发起多起专利诉讼。

2025年5月22日，该联盟在两项关键的电池隔膜技术专利诉讼中获胜，德国法院对欣旺达下达了销售禁令。同年7月17日，慕尼黑地方法院再次裁定欣旺达侵犯了该联盟的“电极组装结构”专利，再次下达德国销售禁令，并要求其销毁在德库存。

孟星华建议，中国电池企业在出海前要重视FTO（Freedom to Operate）调查。这一调查是企业在特定市场推出产品、技术或服务前，通过专业法律与技术分析，判断该产品、技术是否侵犯他人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的风险排查行为。通过FTO，企业可避免因专利侵权而带来的诉讼、禁售、赔偿等法律风险。

FTO调查并不是只排查风险，如果发现侵权风险，可以设计规避方案，包括修改技术方案以绕开专利保护范围；向专利权人支付费用获得使用授权；挑战涉案专利的合法性，如通过证明其不具备新颖性等方式来让专利失效。通过运用多种方案，企业可避免产品上市后被起诉、召回或禁售。

FTO调查是技术拆解、法律分析、风险评估的系统性工作，需要专业的专利代理人、律师、技术工程师协同完成，此前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准备不足，匆匆出海，相当于直接进入专利雷区。

除了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像电池这种高速发展的行业，各方面的技术底线应该全面提高。比如，电池安全相关的标准需要前瞻性。因为标准从制定、征求意见到正式发布的周期很长，若缺乏前瞻性，标准生效时可能已滞后于行业发展水平，难以驱动技术进步。低门槛的标准还容易给落后技术留下“内卷”空间，让一些企业得以用低价劣币驱逐良币。

电池行业的反“内卷”之路，意义已超越行业本身。在到达世界第一阵营后，中国电池行业非但没有展现出引领者的从容，反而因为二三线企业的价格战陷入“内卷”，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电池产业，也是中国制造业的普遍困境。

如何从一个野蛮生长的竞争者，进化为一个懂得构建和维护产业生态的领导者，这是中国制造业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制造业需要来一次集体性的认知升级： 从争夺市场份额的零和博弈，转向对技术边界的正和探索；从依赖低成本的规模扩张，转向依赖高价值的创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