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1473－1530），是出生在庆阳府安化县（今甘肃省庆城县）的著名诗人。他与何景明、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一起，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前七子的文学主张虽后为公安派所更迭，然李梦阳个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仍不可撼动，其作品文本仍具有权威性。但嘉靖时期编修的《庆阳府志》和乾隆时期编修的《环县志》，都对李梦阳的《灵武台》一诗做了文字修改。

李梦阳《灵武台》原诗这样写道：“环县城边灵武台，肃宗曾此辟蒿莱。二仪高下皇舆建，三极西南玉玺来。衣白山人经国计，朔方孤将出群才。可怜一代风云际，不劝君王驾鹤回。”有记载说，这首诗是李梦阳赴宁夏慰劳戍边将士途经环县时所写。除了《灵武台》，他同时还作了《环县道中》一首：“西人习鞍马，而我惮孤征。水抱琵琶寨，山衔木钵城。裹疮新罢战，插羽又征兵。不到穷边处，那知远戍情。”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就可以表明，李梦阳完全是对沿途的景观风物施以细致的观照与载录，其笔下出现的地名及方位应该都是亲眼所见而非虚构附会。

在明清时期所编选的各种李梦阳诗文集包括李梦阳本人编集、嘉靖四年刻印的《弘德集》中，《灵武台》一诗的文字都没有任何差异和变化。清代沈德潜编的《明诗别裁集》以及今人编的《宁夏历代诗词集》（杨继国、胡迅雷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李梦阳诗选》（张兵、冉耀斌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也都非常准确、一致地选录了李梦阳的这首诗，说明这首诗确实是李梦阳的代表作，而且诗句文字没有任何改变。

可是，在嘉靖年间，由庆阳籍进士傅学礼以及时任庆阳知府的杨藻凤共同主持编修出版的《庆阳府志》卷二十“艺文”中，所收录的李梦阳《灵武台》，却把“肃宗曾此辟蒿莱”的一句，改成了“肃宗即位披蒿莱”。“披”与“辟”的意思相近，“辟蒿莱”和“披蒿莱”都有开辟基业之意，这都不用深究细辨，但“曾此”与“即位”尽管意义差别不大，却因为“即位”二字后面连带着非常具体的历史事实，而且还存在地理位置的歧义，其包含的情感就大不相同了。

历史记载，唐肃宗在大将郭子仪等人的辅佐下，在灵武台即皇帝位，并且点兵调将，开始收复被叛军占领的唐朝疆土。《新唐书·玄宗纪》说：“（天宝十五年）八月壬午，大赦，赐文武官阶、爵，为安禄山胁从能自归者原之。癸巳，皇太子（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以闻。”《资治通鉴·唐纪》卷二一八也说：“是日，肃宗即位于灵武城南楼，群臣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可见唐肃宗在灵武台登基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灵武台又在什么地方呢？按李梦阳原诗“环县城边灵武台”所写，灵武台就在今天甘肃庆阳环县城边。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唐肃宗举行登基仪式的灵武台在宁夏境内，以致于清代侯士骧的《灵武台》，就把灵武台以及唐肃宗登基之地“转移”到了到宁夏灵州。今天，宁夏不仅有行政建制灵武县（后撤县设市为灵武市），还建有灵武台。杨继国、胡迅雷等人把李梦阳的《灵武台》收进他们所主编的《宁夏历代诗词集》中，显然也认为唐肃宗登基的灵武台在宁夏。也许在明朝嘉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灵武台到底在庆阳还是在宁夏的争论，作为庆阳历史“代言人”的《庆阳府志》就一方面明确说：“灵武古台，在（环）县东北二里。”并引宋代《太平寰宇记》作证：“庆州有灵武城，在马岭北。即此。相传唐肃宗即位处。有拜将台，下有养鱼池，形踪宛然。”另一方面，则干脆把李梦阳原诗“肃宗曾此辟蒿莱”改为“肃宗即位披蒿莱”，用“即位”二字强调说明，唐肃宗不仅是在位于环县的灵武台点兵调将的，而且就是在这里登基的。当然，为了让这种理解显得更加合理自然，《庆阳府志》在《灵武台》后，紧接着收录了李梦阳的《环县道中》，言下之意灵武台既然是李梦阳途经环县所见，他的叙述一定是真实可信的。《庆阳府志》的这一番操作，既坐实了唐肃宗在位于环县的灵武台登基的观点，也显示了环县作为唐朝复兴之地的重要意义，记录和宣传庆阳（环县）的目的达到了。

嘉靖《庆阳府志》和乾隆《环县志》，还把李梦阳《灵武台》中“朔方孤将出群才”之“出群才”改作“济时才”，“可怜一代风云际，不劝君王驾鹤回”，改为“只为人子西征去，圣武神功益壮哉”，这同样是由于方志的编修者为了美化家乡而进行的人为修改。“朔方孤将出群才”的上一句是“衣白山人经国计”，按照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规则，把“出群才”改为“济时才”，就和“经国计”对应得更工整、更奇妙。也许方志的编纂者认为李梦阳原诗写得还不够到位，会让人产生误解，于是就在维护地方利益的前提下，直接替李梦阳做了修改。“可怜一代风云际，不劝君王驾鹤回”，被整句换做“只为人子西征去，圣武神功益壮哉”，读起来感觉气象和语气有所减弱，但杀敌报国、建功疆场的雄心壮志却体现得更加突出，这样就更符合当地人心目中的唐肃宗及所有英雄人物的形象。为了提升李梦阳的文学地位，优化当地在外部视野中的地域形象，由当地行政官员主持、参编的《庆阳府志》和《环县志》，就这样对李梦阳作品的字句进行了比较主观的修改。

嘉靖时期编修的《庆阳府志》和乾隆时期编修的《环县志》对李梦阳《灵武台》字句的改动，看起来非常主观武断，缺少合理性，但其实反映的正是中国古旧方志的普遍情况。一般认为，地方志是规范性的历史文献，因此要恪守史实、遵循体例，不可损益文本。从功能属性上看，地方志兼具地方文化传播和地域形象构建的使命，其重要的职责就是向本地社群、外部受众和上级行政彰显特定地域的独特文化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其编纂实践常呈现“史实性”与“地方性”的矛盾。即便存在一定程度的体例突破或客观性偏差，在地域形象塑造的核心诉求下，往往被视为可接受的权衡。所以，地方志的编纂者明知此类处理虽有违史笔规范，仍愿承担后世批评的风险，以实现地域文化价值的强化与声誉的增益。这种以地域认同为内核、服务于地方文化建构的编纂取向，虽然对于读者准确了解一个地方，认识具体的史实有一定的误导，却能够强化乡土情感，引导人们在寻常地域中发掘并建立自己的审美，实属具有正向价值的乡土实践，彰显了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所以具备提倡与弘扬的合理性。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及各类乡土文献，均鲜明呈现此类特征。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