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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从研究时段上看,新著将这一问题从一战前、两次大战一直推进到冷战结束,冷战时期占了论著正文五章中的三章,这部分也是我对新著更感兴趣的部分。国家身份是想象的自我,有自我即有他者,所以,美国在建构自我的同时,也在建构他者。变化的“西方”就是一例。之前读书、聊天涉及“西方”,似乎更多是根据语境来选择其含义是指欧美,还是欧洲,而对这一差异的形成不甚了了。而在这本书中可看到美国在塑造自我身份时,对于“西方”这一话语的建构和调整。此外,还特别有感触的一点是,领袖极强的存在感。“帝国的叙事话语”,这里主要是精英的话语,是外交决策者和舆论制造者的话语,所以作为美国国家领袖,总统的话语自然是重要的。而经历两次大战之后,美国崛起为“世界领袖”,在以这样的身份认知面对世界(冷战)、面对自身时,美国领导人头顶双重领袖光环,这既为其带来了极高的荣誉感,也带来了深切的焦虑。书中讲,“没有哪个大国像冷战时期的美国那样如此重视声望和信誉”,美国对自身形象如此焦虑的根源就在于其世界领袖的身份认知,而这一身份焦虑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美国在这一时期走上了全球干涉之路,泥足深陷,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入与财富不平等加剧的决定性因素。而之所以国家做出这一系列政治选择,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资本所有者相对于社会中其他人不断扩大的政治权力。这一结论也可以部分解释开头的那个问题。 反映社会现实:由于结合了新闻的特点,新闻体小说通常能够更直接地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社会问题,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共鸣。《世外文章:陈寅恪集外文钩沉》考证、订补了与陈寅恪相关的文献。挪威作家西蒙·斯特朗格曾有过一次家庭旅行,目的地是挪威中部港口城市特隆赫姆,二战初期,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希尔施·科米萨尔曾在那里生活。访问中,斯特朗格在街头看到刻有科米萨尔名字的“绊脚石”纪念牌,这些“绊脚石”用来纪念在战争中遇难的犹太人,遍布欧洲各地。当时,斯特朗格向他的儿子解释了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一个人要死两次,第一次是心脏停止跳动,第二次是他的名字被最后一次念出。“绊脚石”提醒我们所有人记住那些逝者,只要他们的名字被念出,他们就依然活着。之后,斯特朗格开始调查科米萨尔的故事,以及科米萨尔家族的不幸,与挪威头号纳粹特工亨利·奥利弗·林南的隐秘关联,最终写成了这本具有家族自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光明与黑暗的辞典》。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卢卡斯·尚塞尔(Lucas Chancel)是法国专研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在书中深入浅出地展示了经济不平等在社会不公和环境不可持续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并探索了平衡“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与“加强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方法。《尔尔区区:“陈寅恪研究”之再研究》收入了作者十余篇书评和一篇序言,作者对这些年的一些重要研究著作都做了直言不讳的评价,揄扬的如他在众多研究专著中最推崇四种:“余潜山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陈怀宇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我把它们比作后母戊大方鼎的‘四足’——稳稳当当,扎扎实实。”“辨析傅陈关系史的最好文字,迄今为止,窃以为仍然要数张旭东的那篇长文——《陈寅恪与傅斯年》。”(189-190页)严厉批评的如最后一篇《关于〈陈寅恪闲话〉的闲话》。汉画像石与汉代的厚葬之风有很大的关系。“汉画像石就是在风靡整个东汉社会的厚葬狂潮中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极盛期。迄今所发现的汉画像石中,百分之九十都是东汉中晚期的作品,这一点正是汉画像石发展极盛期的反映。”(21页),作者认为,在很多因素当中,过去三十年来社会国家(état social)的衰弱(税收政策、劳工保护、促进税收公平分配的公共服务等)是解释收《重访五四新文化:文化与社会》《光明与黑暗的辞典》,推荐人:杨小舟,在近代史领域中,“五四”是个“老题目”,但从没断过“新问题”。这些论文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成果汇编,更反映了四十年来思想学术的风势起伏。这是北京大学美国史教授王立新的新著。他的上一部专著是2015年出版的《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可以说,“国家身份”问题一直为王立新教授所关注。国家身份是想象的自我,通常涉及三个核心问题,即“我们是谁”“我们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种想象的自我是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并非一成不变。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的国家身份不断经历着重塑。而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的思考,进而影响对外政策。从《踟蹰的霸权》到《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与外交政策这一对关系始终是王立新教授论著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