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为了表彰那些在中国革命及新中国成立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高级将领，我军首次举办了历史意义重大的大规模授衔仪式。此次授衔共评定出上千名开国将帅，其中王树声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而萧克则获得了上将军衔。这场盛大的授衔活动不仅是对将领们革命贡献的肯定，也标志着我军军衔制度的正式确立。

萧克与王树声在革命历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均参加过早期的重要起义，展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萧克曾作为连长参加南昌起义，而王树声则担任第二路军分队长，参加了黄麻起义。在红军时期，两人均表现非凡：萧克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则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两人都在领导和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当时红军的重要骨干。

此外，在解放战争的激烈战斗中，萧克与王树声的经历也有不少交集。解放战争末期，萧克接替刘亚楼，担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肩负重大战略指挥任务。而王树声则于1949年5月被任命为湖北军区副司令，带领部队在大别山地区展开剿匪行动。尽管两人都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战功相较一些同期将领来说，显得较为平稳，没有特别突出的耀眼战绩。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两人都曾任红军时期方面军副总指挥，且战功相当，为何1955年授衔时，王树声被授予了更高的大将军衔，而萧克只获上将？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克的职务明显高于王树声。比如1937年抗战初期，萧克已是120师副师长，而王树声则还在抗大学习，直到1938年4月才担任冀豫军区副司令。

两人在资历与战功上几乎不分伯仲，萧克在八路军期间的职位甚至超过王树声，但最终授衔结果却相反。除了资历、职务和战功之外，当时“山头”派系的背景成为了关键的影响因素，这一隐性标准在授衔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方面，萧克显然处于劣势。王树声深耕红四方面军，早年曾是木兰山72名游击英雄之一，比多数红军领导人更早进入鄂豫皖苏区，且长期活跃于红四方面军战场。作为该方面军的代表人物，王树声获得大将军衔几乎无可争议，体现了对其“山头”背景的认可。

相比之下，萧克虽然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但他并不被视为红二方面军的正统代表。红二方面军的主力来自红二军团，而萧克出身中央红军，长征前才被命令率红六军团西征，几经艰苦跋涉后与贺龙在湘西会师。从红二方面军的角度看，萧克和红六军团都是“外来者”。因此，他的“山头”身份更偏向红六军团，而红六军团的实力相对较弱，且时间短暂，没有独立根据地，这在授衔时无疑削弱了萧克的竞争力。

八路军成立后，萧克被任命为120师副师长，这支部队主要由红二方面军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组成。尽管如此，萧克作为副师长身份有限，无法完全代表120师的核心力量。在这期间，萧克获得建立自己“山头”的机会——1939年2月调任平西，担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负责领导冀热察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开辟了一个人口超过1200万的抗日根据地。

冀热察挺进军直属八路军总部，级别颇高，虽然因距离较远，实际由晋察冀军区代管。若能壮大，这支部队本可以发展成强大的“山头”，依托其广阔辖区和丰厚人口资源，为萧克提供坚实的支持。

遗憾的是，萧克上任后并未立即展开进攻，而是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进行整军备战。结果，冀东抗联支队司令高志远因被控“汉奸罪”遭处决，宋时轮、邓华等骨干陆续离开，冀热察挺进军的战斗力急剧削弱，从三个支队缩减为仅剩四个团。尚未形成有效战斗力的冀热察挺进军很快陷入困境，规模无法扩大，直到1942年春节被撤销，成为萧克军事生涯中的一大遗憾。

随后，萧克转战晋察冀，成为聂荣臻的副手。但在晋察冀，他依旧被视为“外来者”。不同于当年与贺龙会师时曾带有红六军团背景，此时萧克孤军作战，难以融入晋察冀军事体系，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山头”。

1955年授衔时，王树声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象征性代表，毫无争议地获得大将军衔。相较之下，萧克虽具备相当的资历、职务和战功，但因缺乏强大“山头”支持，且抗日、解放战争期间表现相对平稳，最终仅获上将军衔。这种差异，反映了当时军衔授予背后复杂的政治和派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