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七师因其掌握的“财富”而声名显赫，成为众多部队中的富裕代表。这样一支部队的财富究竟在战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是否仅仅用于采购武器和弹药，还是成为了支撑长期战斗力和民众生活的关键资源？

今天，我们将聚焦第七师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探究这些财富背后隐藏的深层次故事。事实上，第七师的历史远超单纯的金钱，它背后涉及的深刻政治博弈与战略布局，使其影响力远不止于简单的军事行动。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给新四军主力造成了沉重打击，迫使部队向北撤退。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本已团结的抗日力量遭遇重创，整个战局发生了剧烈震荡。在这一背景下，第七师应运而生。它的成立不仅是军事上的重组，更是政治和战略深层次调整的体现，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格局。

尽管皖南事变令新四军陷入困境，国民政府的背叛曾让新四军一度孤立无援，但这一失败并未削弱新四军的斗志，反而激发了更为坚定的重建决心。1941年，第七师的成立成为新四军重振旗鼓的重要标志。虽然名义上的师长是张鼎丞，但由于其未能及时到任，实际指挥权落在了经验丰富的曾希圣手中。曾希圣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在逆境中凝聚军心的能力，迅速激励了士气，带领部队重整旗鼓。

1941年5月1日，第七师在安徽无为县正式成立。此时的新四军正在从皖南事变的打击中恢复，第七师的组建不仅弥补了部队的空缺，更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战斗激情。

初期，第七师由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第3支队、部分皖南突围部队及地方武装合并而成。这支由各地战斗经验丰富的队伍组成的部队，逐渐发展为抗战中的重要力量，并成为新四军复兴的先锋。尽管起初的编制相对临时，由第19旅和挺进团组成，总兵力约为三千人，但其潜力巨大，士兵们士气高涨，充满了战斗激情。

第七师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占领并巩固地方，建立稳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然而，除了来自日伪军的压力，地方经济的萎缩和物资的匮乏也成为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困难，第七师采取了“自给自足”的策略，通过内部资源调配，确保部队能持续运作。正如李志高所言：“养活部队不仅依赖后方的支援，还必须具备自我维持的能力。”

第七师的使命不仅仅是占领土地，更重要的是在根据地建设和打击敌伪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长时间与日伪军的交锋中，第七师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坚定的抗战决心。

新四军第七师成立后，迅速发展了以铜陵、繁昌、桐城为核心的抗日根据地，这些地方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地理位置优越，是建立抗战网络的理想区域。1942年春，第七师开始在这些地区展开游击战，采取了“攻守结合”的战术，既打击敌军，解救民众，又迅速组织地方力量，壮大抗日队伍。

为了避免暴露行踪，第七师大多数时间选择夜间行动，迅速占领战略要地，战果斐然。曾希圣凭借丰富的游击经验，多次带领部队突破敌防线，成功扰乱敌军的部署，取得了显著的战果。

1943年，日伪军在皖南展开大规模扫荡，数万兵力企图一举剿灭抗日力量。然而，第七师并未与敌军正面硬拼，而是采取了分散游击、灵活机动的“敌进我退”战术。在3月的一次战斗中，他们成功击退了敌军，歼灭敌人300余人。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灵活的战术运用，第七师令敌军防不胜防，无法有效反击。

这场战斗不仅彰显了第七师高超的战术素养，也积累了宝贵的游击战经验。曾希圣总结道：“游击战的核心就是要善于利用敌人的优势，打击其薄弱环节。”

随着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财富也成为了第七师的重要资源来源。经过多场战斗，尤其是占领与围攻行动后，大量群众加入到部队中，至1943年，兵力已增至两万余人，并且成功组建了7000余人的地方武装，为抗战力量的扩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加入的年轻战士虽然经验不足，但经过长时间的实战锤炼，他们逐渐成长为抗战的骨干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军事上的成就，第七师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在抗战期间，物资极度匮乏，第七师通过经济手段缓解了这一瓶颈，确保了部队能够持续作战。

1943年，第七师创办了大江银行，这成为了抗战期间经济上的一大亮点。为稳定根据地的经济秩序，大江银行不仅负责资金和物资的管理，还发行了“大江币”，为抗战区的金融体系提供了保障。

大江银行不仅提供金融服务，还在物资调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与敌伪商人进行交易，第七师缓解了枪械、粮食等急需物资的短缺，显著提高了部队的运作效率，为抗战部队的作战提供了支撑。

此外，第七师通过特殊的财政手段积累了可观的财富。1943年，财政收入突破2400万元，这在长期的战争中极为难得，为部队的持续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也为新四军的整体运作提供了支持。

第七师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注重提升部队的整体素质和凝聚力。1945年，在无为县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皖江区第十分校，为部队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这些干部不仅具备扎实的军事能力，还能够高效地管理战时资源。

抗大分校开设了军事战略、党务工作和群众动员等课程，极大提升了士兵的综合素养。经过系统培养的干部，成为了抗战胜利后国家建设的重要骨干力量。